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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6-08-01 19:42:53

《世俗时代》一书最近因为13邀的缘故,关注者有所增加吧。但几乎可以断定许知远老师是没有读完这书的——于是,我也没有看他的访谈。
作为今年的思想资源,最近还是打算回到文本上来。实际上,在读书会的讨论之中,我自己也有许多收获。但这两个月花在魔改古诗上的时间太多,终于被朋友韩非子批评说,**小编只会魔改古诗,不会像他们那样写原创诗歌吗?**回答是另一首经典——诗仙李白对到处题诗破坏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黄鹤楼"的崔颢老师的感叹:
故人已乘飞机去, 事工空余404。 眼前有景不道德, 名牧题诗很上头。
昨天将康南海的起诉书送给“基明理”先生分析了一下法律风险,只得归来依杖自叹息。具体结果我就不说了,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提示词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我还是好好为几位朋友祷告吧,希望上帝开恩,可以恩待他们了。
这两个月忙着预备“digital forencics”,花了大量时间。虽是绝唱,但也有趣。忙里偷闲时,也和朋友们一起读“世俗时代”第四章,先是另一位小友领读了前面几节,后来我又重复做了每个小节的领读。有一次讲了一个小时才发现自己因为预备不充分而语无伦次,接下来一周又重读了“公共空间”这一节——算是迫不得已的文本细读吧。
在《世俗时代》第四章“现代社会想象”之下,泰勒讨论了四个重要的社会想象——经济社会,公共空间,主权在民,以及直接通达的扁平社会结构。在这一章的第一节里,泰勒提到了他所认为的源头,哲学家格劳秀斯和洛克,后来也提到这一源头的进一步发展,指向卢梭和马克思。格劳秀斯的理论是为了回应中世纪末期到改教初期的宗教分裂和战乱。那时,例如在法国,因为宗教战争(参神学翻译杂谈(32)|古今传奇之翻译心理学,看看这事为当代改革宗基督徒留下来多大的PTSD),国王令出不行,治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互相砍杀,韭菜都要被敌对宗派彼此割完,没有留下任何生长的时机。于是,格劳秀斯从维护秩序的角度出发,
格劳秀斯从构成政治社会的个体成员之本性出发,推导出了作为自然法基础的规范性秩序。人类是理性的社会性能动者,生来便注定在和平中协作,互惠互利。
这里的道德基础,是在政治之前就形成的。政治是一种事后的设计,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彼此的互惠互利而结社。“政治义务被视为这些更根本的道德纽带之延伸或应用。政治权威本身之所以合法,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它得到了个体的同意(即“最初的契约”)。而这份契约又是凭借承诺必须信守这一更根本的、先存的原则,才创造出具约束力的义务。”
在此基础上,洛克做了进一步发展。说起来也简单,既然政治在个体同意的最初契约之下,那么国王收税的问题也需要不断征得人民的同意才行。不经同意就增加重赋,足以引起复辟——这里采用revolution的原始含义,也就是复辟为从前的状态,或者re(反复的词根)+volvere(旋转)——向历史的正统性靠拢。(这种事情,或许可以看看电影来理解,比如反抗初夜权的名作“勇敢的心”——影片结尾,Freedom!,以及诺丁汉舍伍德森林里伟大的罗宾汉。)泰勒明显是同情格劳秀斯的:
考虑到这种契约理论后来的发展,甚至和洛克在同一个世纪晚期所做的发展相比,格劳秀斯从中得出的道德-政治结论是何其温和,足以令我们感到震惊。将政治合法性奠定在同意之上,这种理论的初衷绝不是要质疑现存政府的合法性。它的目标更像是要削弱那些由宗派狂热分子极不负责任地鼓吹的叛乱理由;其背后的假设是,现存的合法政权,最终都是建立在某种类似性质的同意之上的。格劳秀斯还试图撇开教派间的无端攻讦,为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规则奠定坚实基础。在17世纪早期的背景下,伴随着持续不断的残酷宗教战争,这种对秩序的强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洛克随后就发展出了可以用“复辟”来制约的“有限政府”理论,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道德秩序。这一理论在随后的400年里经过多次扩充和各种版本的修订,最终构成了最广大的社会想象,并消解了所有对立的理论。
泰勒讨论了这一理论的扩张路径。除了广度和强度之外,他特别强调了理论经过社会想象的接受,成为现实的路径:
有时候,一种道德秩序观念可能对自己的全然实现并不抱有真正的期待。这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期望,否则在我使用的术语意义上,它便不成其为一种道德秩序了。更准确地说,它被视为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也确实会被一些人所实现,但普遍的感觉可能是,(至少在当前条件下)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成功地践行它。
这这里,泰勒举了“福音书”里的天国,以及社会乌托邦作为例子。都很好理解,我就不赘述了。(提示:“已然未然的末世论”。)
洛克“复辟”的正当性并不代表革命的现实性,也不代表革命成为了道德的必然性。在这一点上,或许今天的讨论已经差不多了。我在领读的时候,总希望我的伙伴们能将这些理论和分析,这些历史进程和方法论,反照到我们的处境之中。比如在这里,我就会提示大家,church3.0或者“供养”——这个词值得仔细的心理学分析——的正当性,是否能够克服当下困境的现实性,或者成为当下社会所普遍接受的道德必然性。
在我看来,有些事工的风险是现实的,而主事者也是门儿清的(参见今天发出来而“大声访谈”)。从回答看来,10年前就啥都知道了——唯一缺乏的似乎就是现实感和道德感的整合。我只看了前情提要里的一句,“装摄像头是对我们的侮辱!”——没办法,还是去享受ICE的面罩比较好。
接下来,泰勒分析了这种现代道德秩序对前现代的等级制道德(教士为所有人祷告,骑士保护所有人,农民供养所有人)的扬弃:
但这种理想模型从一开始就与事物的实际运作方式严重脱节,因此也与几乎每个社会层面的有效社会想象严重不同步。当时,等级互补才是人们生活实际运作所依据的原则,无论是王国、城市、主教区还是教区,以至氏族和家庭,无不如此。我们在家庭生活之中对此差异仍存留某些鲜活的感觉,因为只有真正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男女之间等级互补的旧有图像才开始受到全面的挑战。但这已是一场“长征”将近结尾的阶段。在这漫长的征途中,现代的理想模型,沿着我上文提及的三个轴线不断推进,最终在几乎每个层面上与我们的社会想象汇合交融,并彻底改造了它,带来了革命性的后果。
但这种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在我们这些落在这种社会想象之中的现代人,很容易就犯了糊涂,因为我们缺乏对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的想象和经验。一方面,我们容易批评现代就是个人主义的,另一方面,有些人会认为“难道人不是个体吗?自私和抛弃同工不是理所当然应该歌颂的神迹吗?”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叙事是呈现复杂性,对抗“减法叙事”的唯一解药。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我们的世俗时代读书会也能有些微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