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教会》杂志2019年07月号（总第78期）
文/ Eddy
前言：神学翻译生态圈之现状
2016年夏天，我的一位同学从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毕业，即将回到一线的宣教工场去服事。临行之前，我们有一次聊天提到神学翻译的话题，她的一席话对我颇有触动。她说：“以汉语为母语的基督徒已经好几千万。任何好的译作，潜在的受益人群都极为庞大。这不像某些小语种的未得之民，大概翻译好圣经就行了；汉语的神学翻译，是值得投入极大的热情做好的。Eddy，我自己不是做神学翻译的料，但我认为你的工作非常重要。”
从前我一向以神学翻译为“织帐篷”的手段，凭着自己的手快、翻译质量尚可，挣点生活费来贴补牧会和宣教的事工。但是从那天起，我开始认真思索“以神学翻译为志业”的可能性，以及上帝在这个事工上对我、对我的团队、对我的“跨文翻译”公司的呼召以及我们的使命。
然而，目前神学翻译的状况颇不如人意。我自己是从信主以来就很少看中文翻译的神学作品，偶一为之也常常看出许多翻译质量不佳之处，以至于后来我一听说某书的译者不是我认识的有限几位高水平译者，心中先就存疑，必要寻找原文对比之后才下结论。于是，目前的汉语神学翻译领域出现了很大的矛盾：一方面目前的汉语神学界无法产出足够的高水平神学著作；另一方面，神学翻译的质量相当之差，很多时候令人不知所云，或者与原文差异较大以致引入了错误的神学理解。[1]
因为我担任过几个大型神学翻译项目的主编，所以与不少译者合作过。我自己也是从最低级的译者开始做起，深知一线译者的难处。同时，我作为主编和项目管理者，既需要雇佣译者，也需要和发出项目的机构或事工打交道，对他们的难处也略知一二。而在牧会和植堂之中，或者作为一个普通基督徒灵修的过程中，我也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教会对高水平神学翻译作品的迫切需要，以及各种滥竽充数的出版物对整个教会事工、信仰生活所造成的并不总是正面的影响。因此，我认识到主内出版机构（负责选题、版权谈判、聘请译者、预备书号、出版发行）、译者（负责提交高水平的译作）、教会（因为高水平的译作而受益，因为低水平的译作而受到损失）、基督徒（隶属于地方教会的具体读者），共同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的生态系统。大部分主内出版机构都是由教会或者少数基督徒支持建立的，即使纯粹市场化经营，其目标市场也是教会和基督徒；出版机构支付翻译的费用，请译者完成翻译；大部分译者也是基督徒，很多人还以别的身份参与教会的服事。
但我认为，目前的神学翻译事工的整个生态环境，存在一些需要生态链上各个环节一起参与讨论的问题：1）总体上看，出版物质量不高，因为缺乏一群委身在神学翻译事工上的高水平译者；2）译者收入和工作难度、付出的辛劳严重不匹配，译者群体总体上相当年轻、流失严重，很少有人在神学翻译上长期坚持和委身；3）缺乏培养和保留高水平译者的机制。于是，整个神学翻译事工的生态构成一种“逆向淘汰机制”：教会对神学翻译事工的支持不足，导致出版机构举步维艰；出版机构用较低的酬金请译者完成翻译，让高水平的译者难以长期坚持服事，大部分会转行或成为输出量较低的兼职译者；高水平译者的缺位，降低了出版物的水准；低水准出版物在教会和基督徒中获得较低评价，使得出版机构更难得到充分的支持。
这些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并将随着将来出版政策的收紧而趋于恶化。作为一位以神学翻译为志业的译者，神将极大的负担放在我心里。本文是我对神学翻译事工的一些思考，希望借助这样的探讨，引起教会、基督徒、机构和译者更多的反思，一起促进神学翻译事工的发展，使教会和基督徒个人能够接触到更高水平的译作，在属灵和神学上受益。
一、神学翻译之重要
神学翻译，是耶稣和使徒们所使用的方式，无疑也是让福音在一种文化中扎根的重要基石。耶稣尽管可能通晓希腊文，但日常与门徒们的对话和讲道，大概使用当时通行的亚兰文（参太27:46；可5:34）。我们如今读到的“登山宝训”（太5-7）或“楼上房间的演说”（约 13-17），有很大可能是福音书作者将耶稣本来所讲的亚兰文译为希腊文呈现给我们的。而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更是主耶稣及使徒们日常所用的圣经。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英语的“英王钦定本”或者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译本”，可以说奠定了各自语言和文化下的神学基础。与此相应，汉语的“和合本”圣经，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迄今为止很少有别的源头可以相提并论。
教会在真理中的建造，亦得益于神学翻译。比如早期教父“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犹 3），与各种异端殊死论战，与逼迫教会的文化和政权在护教学上的申辩，以及由此形成的信经、信条和经典，多以希腊文和拉丁文写成，这些文献的中文译本和介绍阐释大公教会信仰之经典译作，亦构成中国教会坚持正统、分辨异端的根基性文献，让教会在认信大公教会信仰上与普世基督教会有着可靠的共同基础和共识。若无一百多年来若干汉语译者殚精竭虑的努力，中国教会的大多数人就无从知晓究竟，无法在先贤圣徒所捍卫过的真理上建造。
宗教改革以来，以德语、法语和英语写成的若干信条、信经和经典著作，亦构成了新教教会的信仰根基。可以说，若无严密精确的汉译《威斯敏斯特信条》与《威斯敏斯特大小要理问答》，若无经过数次修订再版的汉译《基督教要义》，今日中国的改革宗教会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各种基督教神学经典、教材、灵修书籍、历史文献、赞美诗、伦理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应用等方面，都有大量重要的著作需要翻译。对于这种需要，兹举两三个例子，略作说明。（为了行文方便，以下仅讨论英文著作到汉语的翻译问题。读者需要意会，凡提及英文的地方，均指所有潜在需要翻译的语言。）
第一，现在的许多海外神学院希望将课程汉化，免费或以国内一线传道人可以接受的水平提供给中国教会，但课程开发进展极为缓慢。因为课程讲义容易翻译，但是几乎找不到可以替代英文教科书的中文神学著作，也难以找到翻译水平相当、深度相若的译作作为辅助读物。我最近与几位在读的中文神学生（同时也是一线牧会的传道人）交流，他们都有意继续深造，但都因为担心图书资源的匮乏而不愿意选择在线神学项目，更希望去海外神学院学习。因为比起海外神学院10万册以上的藏书和数以百计的神学期刊资源，中文神学教育所拥有的资源的确相形见拙。我曾经采用公开的搜索引擎和亚马逊、当当、淘宝等电子商务网站为工具，试图建立一份目前在中国大陆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正版神学翻译书籍的目录。经过数月的努力，所得图书不过万种。
第二，对于传道人的讲道预备和平信徒希望了解神的话语而言，在工具书、各种程度的注释书（教牧类、工具类、灵修类等）上远远不足以满足要求，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讲台的深度。
第三，网络上翻译的各种短文碎片化，质量良莠不齐；正规而整齐的神学/基督教译作，目前大陆每年出版不过数百种而已（参见几大出版机构每月的新书推介可知），然而需要量巨大。
基督教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启示上的教会。毫无疑问地说，奠基性的神学翻译著作，例如“和合本”圣经或者加尔文《基督教要义》这样的经典译作，对中国教会产生的积极影响，超乎任何单独的教会、牧者或神学家。根据某些学者的估计，今后20年内，中国基督徒人数就可能超过美国基督徒人数，成为世界上基督教人口最多的国家。任何一本高质量的译作，不仅可以惠及数千万基督徒，而且其中的经典可以流传数代，奠定将来教会复兴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学翻译实在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工，值得教会和广大基督徒加以重视，以祷告和其他手段给予支持。
二、良译难求，竭泽而渔
若说神学翻译对于中国教会来说甚为重要，那么相对而言，中国教会界从事翻译事工的优秀译者则十分缺乏，并且我们缺少对译者成长的关注，妄论培养。
1、合格的神学翻译著作甚少
今年4月，我参加了一次纪念“和合本”圣经翻译出版百年的活动，忝为主题讲员之一。按照我的水平和资历，本来不配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做专题发言，但主办方直言，目前汉语神学界在“和合本”圣经翻译的研究上具备水准的研究人员大多出自高校和学术机构，一线牧者中很难见到专注神学翻译，并对翻译事工有所思考和发现的人，因此才邀请我从遥远的重庆过来。
若以此类推，要翻译高难度、高水平的神学著作，大部分合格的译者当求诸高等学术机构。但是，事实上高水平的神学翻译又很难假手于完全不信仰基督教的学者，或者无法稳定委身教会的文化基督徒来完成。
例如，美国的加尔文神学院有一位重要的神学教授名叫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是通过认识论来为基督教信仰辩护的一位重要哲学家，也是在福音派基督徒中间少有的能够和其他哲学家们进行高水平对话的神学家（1981-1982年，他甚至担任了美国哲学家协会的主席）。正是因为这位神学家在知识论上的重要性，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在2000年完成的重要著作——《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北大译本是四位哲学博士合作翻译的，并经过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著名哲学家审校。我无意于批评这本书的译者，仅仅就翻译质量作简单的技术探讨。首先，较为明显的是，译文中有些术语和圣经引用上的问题，比如把《海德堡要理问答》译为《海德堡的教理问答法》（141页），但是总体上无伤大雅。其次，若仔细阅读文字，就会发现全书在整体上行文生涩、带有比较浓厚的学术味道，也会有一些误译，例如下段文字[2]：
（以下为技术性讨论。若对于读者而言太过艰深，请直接跳到本节的结论部分，并不影响读者对本文主要观点的理解。）
原文
Compare belief of this sort with the a priori and memory beliefs I spoke of above. In a certain sense, there isn’t anything to go on in any of the three cases. You don’t accept memory and obvious a priori beliefs on the basis of other beliefs; but you also lack the detailed phenomenological basis, the rich and highly articulated sensuous imagery that is involved in perception. What you do have in all three cases is another kind of phenomenal evidence, what I have been calling doxastic evidence. (In WPF I called it impulsional evidence.) There is a certain kind of phenomenology that distinguishes entertaining a proposition you believe from one you do not: the former simply seems right, correct, natural, approved— the experience isn’t easy to describe (WPF, 190ff.). You have this doxastic evidence in all three sorts of cases (as, indeed, in any case of belief), and you have nothing else to go on. But you don’t need anything else to go on: it is not as if things would be better, from an epistemic point of view, if you believed, say, 2 + 1 = 3 or that you had oatmeal for breakfast this morning on the evidential basis of other propositions, or on the basis of some kind of sensuous imagery more or less like that involved in perception. (I don’t mean that you can’t get more evidence, for something you believe by way of memory, but that you would not necessarily be better off, epistemically speaking, if you believed the proposition in question on the basis of other beliefs or on the basis of sensuous imagery.) The same goes (on the model) for the beliefs of faith: you don’t have either sensuous imagery or evidence from other things you believe to go on; the beliefs are none the worse, epistemically speaking, for that. In fact (on the model) they are all the better for that; they have (or can have) much more firmness and stability than they could sensibly have if accepted on the basis of rational argument or, as in this cas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they can also have much more warrant. These beliefs (on the model) are not accepted on the basis of other beliefs; in fact, other beliefs are accepted on the basis of them.
我的译文（其中的术语与北大译本保持了一致）
请比较我上面讨论的先天信念和记忆信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信念都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你不会基于其他信念来接受自己的记忆，更不用说基于其他信念来接受先天信念了；但是你还是缺乏详细的现象学基础，缺乏可以感知的丰富而清晰的感官图像。在这三种信念中，你所有的是另一种现象学证据，就是我称为信念生成证据（doxastic evidence）的东西（在WPF中，我称其为驱使式证据，impulsional evidence）。这里存在某种现象，让你可以区分你相信的命题和不信的命题：前者看起来似乎是对的、正确的、自然的、可接受的——尽管这种经验并不容易描述清楚（WPF, 190ff.）。在上述三种信念中，你都拥有这样的信念生成证据（事实上，在任何信念上你都会拥有这样的证据），而且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证据。但是你并不需要更多的证据：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如果你基于任何其他命题，或者以多少可以感知的某种感官图像为依据，来接受“2 + 1 = 3”或者“我早餐吃了燕麦粥”这样的信念，并不会增强这样的信念之可靠性。（我不是说你不能获得更多的证据，以支持自己记忆所接受的信念，但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说，如果你基于其他信念或感官图像来接受我们正考察的命题，结果并不必然会更可靠。）（在上述模型中）有关信仰的信念也一样：你不需要感官图像或来自别处的证据来接受这样的信念；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缺少类似证据，并不会让这类信念变得较为劣质。事实上，（在上述模型中）它们反而因此变得更好；比起在理性论证基础上——或者在这里，基于历史调查的基础上——接受这些信念而言，它们实际上变得（或者可能变得）更坚实稳定；它们也能够具备更多的保证。（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并不是在其他信念的基础上接受了这些信念；事实上，它们是我们接受其他信念的基础。
北大译本的译文
让我们将这种信念跟我先前说过的先天和记忆信念作个比较。在某个意义下，三者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你不会基于别的信念来相信某些记忆信念或明显的先天信念，但是你却没有感知那种仔细的现象学基础，和丰富及高度清楚的感官图像。你在三者中共有的，是另一种现象式证据，我称为信念生成证据。（在WPF里，我称之为驱使式证据。）这是一种区别你所相信的命题和你不相信的命题的现象学，前者是你觉得对、正确、自然和可接受的（这不是一个容易描述的经验，参WPF pp. 190ff.）。你在这三种信念中都会拥有这信念生成证据（其实在任何信念都会有的），此外，就没有其他共同的东西了，你也不需要其他东西来接受它们——如果你基于其他命题，或感知里的某种感官图像来相信 2 + 1 = 3 或你今天早餐吃过麦片，从知识的角度看，你不会好像是相信得更有道理的。（我不是说你不会从记忆里得到更多证据来相信某些事，而是在知识的角度看，你若基于其他命题或感官图像来接受某信念，你不会必然地相信得更加合理。）同理，（在这模型里）信仰所产生的信念也是一样：你不会有感官图像或其他而来的证据，但是在知识的角度看，这些信念却不会因此变成有问题的。事实上，（在这模型里）它们是十分好的信念，因为比那些从理性论证（例如历史考据）而来的信念更加稳固，可相信得更加坚定，亦更得到保证。（在这模型里）这些信念并不是基于其他信念才被接纳，而是基于自己来被接纳。
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段落里，有一个明显的术语不一致造成的误译。这个短语很简单：“go on”，它在段落里出现了4次，译法却不一致：
| 原文 | 译文 |
|---|---|
| there isn’t anything to go on in any of the three cases | 在某个意义下，三者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
| and you have nothing else to go on. | 此外，就没有其他共同的东西了， |
| But you don’t need anything else to go on | 你也不需要其他东西来接受它们…… |
| you don’t have either sensuous imagery or evidence from other things you believe to go on | 你不会有感官图像或其他而来的证据。（没有明确译出） |
……
结论：我所举的例子，是大陆学术领域最优秀的出版社，由高规格的译者完成的一部极其重要的神学/哲学著作，其质量却是“无解”。至于其他神学翻译出版物的质量如何，读者可以自行推测。我希望以此为例说明：我们很难依靠信仰薄弱的学者们完成高水平的神学翻译著作。首先，他们为着自己的职称评定或科研项目的压力，对待神学著作翻译的态度不一定始终认真；其次，学者们同样受制于本文将要讨论的译者收入问题，会在翻译的事工上分心；最后，即使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也仅仅是初窥学术研究的门径，仍然需要假以时日磨砺，方能成为合格的译者。
我有一个简单的观察：在一个人的中文表达没有明显问题的情况下，“不能正确翻译”等于“没有读懂原文”。至于能否借助质量不高的译作来教导原作中的道理，是另外的话题（涉及神学教育）。就翻译而言，我相信大部分的误译，都是因为译者没有读明白原作的意思而造成的。耶稣说：“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太15:16）
非信徒的基督教研究学者，有高校、研究院所等学术机构支持其翻译工作，但即便其学养、人品都受人尊敬，各项资源均配置充分，仍很难担任信仰类作品的翻译。那么，有信仰的基督徒译者如何呢？试看两例：
1）美国神学家古德恩博士（Wayne Grudem）的《系统神学》（Systemetic Theology）一书，乃是英文神学界最受欢迎的神学教材之一，此书已经被译为11种不同语言，其中中文版由“更新传道会”2011年出版，成为汉语神学界极大的祝福。但是，仍存在着一些错误。如果你打开中文版的“系统神学”，读到第1章第1节第1个小标题：“A.1.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大概立刻会注意到这样一句话：
……或“神学哲学”（大量地研究神学主题，但却不用圣经，而是用哲学推理的工具及方法，也使用藉观察宇宙而得的有关神的知识）……
于是，你觉得中文略微有点奇怪，所以翻开原文一看，是这样一句话：
or philosophical theology (studying theological topics largely without use of the Bible, but using the tools and methods of philosophical reasoning and what can be known about God from observing the universe)
然后，你就发现中文翻译将修饰“without use”的副词“largely”的位置放错了，拿去修饰分词“studying”去了。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或‘神学哲学’（很大程度上不利用圣经，而是用哲学推理的工具及方法，以及藉观察宇宙而得的有关神的知识，来研究各种神学主题）……”自然，对于一位第一次接触神学术语“神学哲学”的读者，这句错译使其难免心里已经对这一术语有了一个不够精确的定义，至少是觉得“神学哲学家”是一些从来不以圣经认识神的学究，根本不值得与之对话。而这样的小小错误累积起来，足以造成更大的影响。
2）我们在系统神学书籍上常常看到“The Perfections of God”，意思乃是“神的属性”，但译者多误译为“神的完美”。例如我在网上随意搜索，见一教会的信仰告白中有这样一句：“神在其自己的圣洁和各种完美上是无限的。”（God is infinite in holiness and all other perfections.） “Perfection”若作“完美”，乃是抽象名词，不能加“s”在后面表示复数。
我曾经与几个主内出版机构的编辑们探讨过翻译质量的问题，大部分编辑都承认，如今好的译者极其难得。有的时候交稿和试译的差别太大（这可能是呼召和态度问题）；有的时候是误译太多，校对几乎等于重译（英文语法问题）；有的时候是中文功底不好，译文表达生硬不符合汉语习惯。另外，译文中术语的疏漏和不统一，也常常造成译文的质量不高。
于是，一方面，神学翻译事工极其重要，且有庞大的需求，一方面，神学翻译领域缺少好的译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2、不甚理想的神学翻译生态
（1）培养译者的难度大、周期长、成本高昂
要成为一位好的译者，需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首先，译者需要通晓英文和中文的神学术语和神学概念，方能流畅地表达；其次，译者的英文语法和中文表达能力也需极高的水准。
所以，好的译者往往是在海外读过神学，甚至专门学习圣经翻译专业的人。当然这是比较完美的期待，现实虽不容乐观，但也需要译者极有毅力，专门以中英文对照研习好的神学翻译著作，才可掌握一些固定的译法；或者需要有经验的译者带领和培养，一段时间之后方可独立翻译。
培养一位好的译者，大概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让他/她翻译50-100万字左右，能否成才，可见分晓。因此不仅周期长，而且为每个译者付出50-100万字的成本，实在不低。我对比过华人神学翻译界的老前辈赵中辉牧师的译文。他早期的译文和后期比较起来，水平上有明显的差异。即使如赵牧师这样的翻译大家，也有一个经过经验积累、时间沉淀方才慢慢成熟的过程。[3]
“麦种”的潘秋松牧师关于培养新晋译者的反思，可见于他的访谈记录之中[4]：
潘牧师之前是为其他出版社做全时间的翻译，而在麦种成立之后，就不能专心一意地从事翻译的工作。尽管翻译已经不能作为他工作的重心，但对翻译人才的培养却被列入了他的工作日程。
麦种现有新译者二十来位，他们分布在美国、台湾、中国大陆等不同的地方；他们基本上都是本科生，他们的第一本译作都是为麦种而做，这与其他出版社有很大的不同。
在培养新手的过程中，是否会减低书稿的翻译水准与译文的品质？潘牧师认为，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每一本译作最后都要经过他亲自编校，就算有些新手翻译得很不理想，但出于对品质的考虑，潘牧师会重新来过。这让我看到了培养千里马是需要成本的，花钱训练新人的理念看似荒诞，却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定律。
但是，很少有出版机构像“麦种”一样着力培养译者。一来培养译者并非出版机构的责任，二来大多数时候，出版机构因为项目的压力，都希望寻找成熟的译者，尽快高质量地完成译稿，好让书籍进入出版的下一个流程。于是，大部分译者都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
（2）译者艰难的生存状态
委身神学翻译事工，对译者而言挑战非常大。目前，全职者少，大部分译者都是业余的，依靠另一份工作维持生计，工作之余，或以临时工的形式，或以志愿者的形式，做一点神学翻译的工作。因为至少在中国大陆做神学翻译，与许多全职传道人的境况相若：收入甚少，难以糊口。诸多译者坚持下去的动力是，借助翻译学习提高，以情怀奉献教会，或者略可贴补家用。
高水平的译者前期培养的成本颇高，而实际翻译的时候，为了稳定地输出高质量的译文，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神。一位译者，一天能够集中精力做好翻译的时间，大概仅仅3-4小时而已，大多数译者每天能够保证质量地完成1500-2500字已属难得（如此一来，一个月可完成2万字，一年能完成两本200页左右的书籍）。若遇到出版社催稿或者有其他事情分心，译文质量往往会迅速下降。
而现实的状况是，出版社平均每千字支付译者80-120元人民币，有时要等到书籍出版发行之后才会支付。而且按照现行税法，译者的工作按照劳务所得，还需要纳税20%。若按照一位译者一个月能译出3万字计算，税后收入约有3,000元人民币，大概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也有点为难。而且，译者无法从出版物中获得版税，还需要自己缴纳失业或医疗保险。比较神学翻译的收入和劳动付出，可以说严重亏欠了译者。因此，即使有年轻的基督徒立志要从事神学翻译事工，也很难以此为生。
这就造成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培养一位高水平的译者很难，但是高水平的译者却很难在神学翻译上长期地服事。业余从事翻译的译者，以下班之后精力涣散的状态，往往只能从事碎片化的翻译，无法坚持完成有分量的作品。靠“情怀”做，后来或遇到更为有价值的事，或遇到艰难，便不得不停。或有译者仅仅将神学翻译视为一种“兼职”，抱着做一点算一点的心态，希望多少贴补一点家用而已，但投入产出不成正比，也不得不转离。一位好的译者，若通晓英语和中文的表达，熟知神学的词汇和概念，敬畏神，做事坚韧可靠，大概从事别的服事也会广受欢迎。所以有潜力输出高质量译文的译者，往往在参与一两个项目、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因为生活艰难的问题，就转而牧会或从事神学/基督教教育，从此翻译的数量大为减少，甚至完全放弃了这个事工。
按照我的观察，译者们的生态环境之恶劣，与中国教会对高水平神学翻译的巨大需求之间，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这种问题甚至影响到整个神学翻译生态链的其他环节：翻译机构、教会和个体的基督徒。
（3）出版机构的困难局面
另一方面，主内神学翻译的出版事业也举步维艰，甚至有时候没有精力来思考为何我们缺乏高水平译者的问题。
近来的形势下，已经很少有出版社安排神学译作的出版。因此从事选题、版权购买和组织翻译出版的工作室，也多面临若干困难。从经营上看，这些工作室很难依靠出版书籍挣钱甚至维持自身的日常运行，于是无法提高译者的酬金，或者兼顾译者的培养。
我最近对于和海外出版社谈判购买版权的难度也略有体会。往往一本书需要先支付不菲的版权费，并承诺在确定的时间内翻译出版发行出来，以后每本书再抽取一定的版税，才能获得中文书籍的版权（有的出版社要求简体版、繁体版、纸版、电子版要分别计算版权费）。在国内出版发行，还需要购买书号，支付印刷、发行渠道的费用，等等。译者只是整个出版环节中的一小部分，在许多出版机构的规划中，甚至不能算是最关键的部分。
而发行出来的图书，因为盗版问题，以及顾及中国读者的购买力而采用的低价策略，使得出版机构很少能够依靠出版发行神学翻译著作来维持自身运转。
因为译者成才率过低、流动性太高，翻译机构也很难找到满意的译者和校对来完成翻译环节。大部分译者都不能按期交稿，常常拖延，甚至中途退出翻译；或者勉强交出稿件，但质量无法满足出版要求，编辑被迫对译稿进行“伤筋动骨”的大修改。以我的经历为例，我早期承诺一年完成的神学注释书，尽管有负责的编辑常常催促，也往往拖延半年以上才能完稿。
翻译环节状况的不佳，也会损害主内出版机构的声誉，让教会和基督徒更加忽视神学翻译的重要性，最终也削弱了教会本可能从优质神学著作上获得的属灵益处。
三、改变带来希望
希望通过前面的讨论，读者们大体上能够理解神学翻译事工的重要性，也对整个神学翻译生态圈所面临的困难有所了解，知道为何我们难以培养和留住好的译者，为何难以产出好的神学翻译著作，以及由此对教会的建造和基督徒的灵命塑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从我的经历看来，只要教会和广大基督徒注意到神学翻译事工的重要性以及主内机构与译者的困境，做出积极的改变，我们仍然有希望可以扭转整个神学翻译生态圈的衰落趋势，为这一代基督徒以及我们以后的世代留下一批高质量的译作，为将来我们发展自己的汉语神学预备更充沛的资源。
以下的建议，大体上是站在一位译者的角度提出的。
1、采用新技术
我和许多从事神学翻译的译者、编辑交流，发现他们中间不少人对于目前的翻译界的最新技术缺乏必要的了解。
许多神学翻译项目的流程还是采用word文档，采用翻译一句删除一句的手工方式进行，甚至有用pdf文件或者纸质书籍作为原版来工作的。简单地说，这就等于计算机系统发展到了windows时代，我们仍旧采用字符界面的dos系统；或者到了互联网时代，我们仍旧采用单机时代的工作模式。
如今的翻译界已经开发出更加先进的“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CAT）”，可以极大地提高翻译效率。在与一些主内翻译机构交流的时候，我曾经用数据说明，在专业软件的帮助下，从事翻译的效率可以达到普通翻译者的3倍，并且翻译质量超过一般水准。因此我可以借助神学翻译来维持一家5口的生计，同时还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其他的事工。
现在，我的团队采用目前业内最先进的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注：并不是采用人工智能的机器翻译系统），积累了大量的翻译语料库和超过1万个专业词汇的神学术语库，可以迅速地检索重复出现的句式（translation memory, concordances）[5]，保持单个项目甚至多位译者参与的大型项目的术语一致性（term bases），并维持译文的版面格式、字体与原文的严格对应（tags）。同时借助“云计算”平台，我可以与遍布世界各地的译者们合作，同步翻译、校对、排版工作，随时监控翻译的质量和进度，随时增加新的术语并在项目内传播，及时针对译者出现的共同错误加以反馈和培训，让整个团队的译者都能共同学习和提高。采用正则表达式（regular expression）的自动补全和替换规则，让译者无需手工输入经文索引、年代等数字，避免出现译文的一致性问题和数字输入错误……
采用业界的最佳技术，不仅仅是让译者增加收入的问题，而是可以极大提升整个神学翻译事工的效率和质量的关键步骤之一。在目前的情况下，若译文的酬金标准暂时难以提高到合适的水平上，我建议主内翻译机构和译者们首先考虑采用翻译界的最佳技术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和质量。
2、机构之改变
主内翻译机构或许可以引入比较先进的翻译项目管理平台，提升管理能力。从长期来看，这样的努力可以提高效率和翻译管理的质量，最终体现在输出更好质量的翻译作品上。
主内翻译机构应当仔细核算译者的工作量，想办法支付译者合理的工价。我认为目前最资深的译者，至少应当拿到现有水平1倍的报酬。培养一位资深译者不易，但流失一位译者只需要数月的空缺期或者一点点来自其他较高收入行业的吸引。只有保持合理的工价，好的译者才可能投入更多时间在翻译上，而不需要担忧生活问题或者寻找别的经济来源，从而在他们有限的神学翻译生涯中输出更多的作品。
3、神学翻译基金会与创新方案
我更希望主内翻译出版机构、神学译者、教会和广大基督徒一起协作，在更高的层次上探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比如，我们或许可以成立独立的神学翻译基金会：
1）每年奖励最佳新晋译者、最佳译作，颁发优秀译者奖，提高优秀译者的声誉，引起教会对神学翻译的重视；
2）为真正优秀的译者提供奖金，让他们可以不用计较出版机构给出的报价，选择自己真正热爱的、值得翻译的经典；
3）培训和培养年轻的译者，帮助他们提高；
4）鼓励和呼召更多有潜力的译者以神学翻译为志业。
如今作为权宜之计，几个译者团队，包括参与“九标志”和“福音联盟”的翻译团队， “跨文翻译”团队，以及几个主内出版机构的英文编辑，已经于5月份举行了第一次联合网上培训，通过资深译者评审某篇译文，来达到共同提高的目标。
另外，我也在尝试“众筹翻译”等新的译者—读者互动模式，正在通过网络众筹翻译费用，希望出版一本出版社选题之外的书籍。
4、教会之改变
教会是神学翻译事工所服事的对象，也是有能力、有责任支持神学翻译的主体。尽管神学翻译作品出版周期较长，让教会和信徒受益的渠道比较迂回，但一切神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为教会提供高质量的神学资料，为教会的神学建设提供资源。
因此，有异象的教会应当考虑为出版机构固定奉献，或者在开展“读书会”的同时，除了坚持使用正版之外，或可再考虑为所选书籍的出版机构、译者提供书价5%-10%的额外奉献，或者向“神学翻译基金会”奉献部分资金。
更好的机制是一间（或数间）教会与出版机构合作选题，教会全程支持一本书的选题、版权购买、翻译、出版和发行。
5、基督徒之改变
若读到一本好书，请向你的教会或弟兄姊妹推荐，请他们购买正版支持，同时考虑为出版机构或者神学翻译基金额外奉献书价的5%。
结语
现在，以神学翻译为志业，仍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行文至此，我刚刚收到一个主内出版机构的电子邮件，遗憾地告诉我对于一本书籍的翻译报价超过了他们可以承受的最高水平，因此只能暂时放弃这一选题（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团队有些译者暂时会没有工作做）。我心里颇为伤感，也理解出版机构的难处。但我对那呼召我进入神学翻译事工的主深具信心，相信在出版机构、教会和主内弟兄姊妹的支持下，我们可以慢慢地改变译者被动等待、缺少议价能力、投入巨大精力却入不敷出的生态，留住更多优秀的译者，翻译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为教会的建造预备更多的神学资源。
我自己已近知命之年，虽然尚未老眼昏花，但在翻译上的精力和专注度已经不如以前。加上平时事工繁忙，还要帮助妻子在家教育3个年幼的孩子，所做之事已经颇为吃力。也许再过几年，若译者的生态仍无改善，我也没有气力再为神学翻译鼓与呼，也不会有精力再来帮助新的译者成长，不过自己竭力做好手中的项目，输出自己满意的译文而已。
我的心情颇像大卫年纪老迈，所罗门尚且年幼之时：
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工的官长，都乐意献上。
……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胜、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
“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代上 29:1-19）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愿你兴起你的众教会、主内翻译出版机构，热心为艰难中的神学翻译事工和译者祷告，乐意奉献，为了在属灵上和神学建造你的教会，多多地预备资源。
作者简介：Eddy牧师，2007年蒙召做传道人，在重庆建立教会。2012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学习，2015年道学硕士毕业，回到国内服事。2016-2019年，因事工方面的需要，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活石华人教会任主任牧师。2019年结束在美国的事工，回到重庆服事，同时在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攻读教牧学博士学位。从2012年辞去大学教职全时间进入神学院学习开始，作者参与了众多神学翻译项目：参与第三千禧年事工翻译“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城市植堂培训材料”；为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翻译中文神学课程（释经学，改革宗神学）；担任“工作神学注释系列”的翻译主编；“新国际旧约/新约神学与阐释词典（NIDOTTE/NIDNTTE）”翻译技术顾问；基督教国际学校联盟（ACSI）全套圣经教材（学前班—六年级）翻译主编；并亲自翻译了数种圣经注释（D. Edmond Hiebert博士的希腊文圣经注释：马可福音，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书信），Robertson McQuilkin博士的“理解和应用圣经”等书籍，以及大量门训和查经资料。在各个项目中，先后与中国大陆、港台、欧美等地超过四十位译者合作，组建翻译团队、训练译者，负责与客户的沟通和项目管理。目前，作者一家人在重庆居住，以“跨文翻译”为主要工作平台，从事神学翻译事工。
见下文中的例证。
- 对比的这段文字有382个英文单词，包含我想要讨论的几个典型问题。这段文字在原书的第264页，北京大学译本的第293页末到294页开头。
- 读者若有兴趣，可对比赵中辉牧师早年翻译的范泰尔《我为什么信神》，与他后来修订的第二版。
-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1306915/（2019年6月3日存取）。
- 本段的英文词汇都是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的软件功能。——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