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宣教士在广西

（美）理力善（Rex Ray）

萍子

跨文翻译出版

牛仔宣教士在广西

牛仔宣教士在广西

作者：理力善（Rex Ray）

译者：萍子

牛仔宣教士在广西

[美] 理力善 (Rex Ray) 著

萍子 译

编辑：E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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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有“穿越封锁线的勇士”之称的宣教士理力善1，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跟随父母到德州中北部拓荒，正是这个充满勇气的家庭造就了他过人的胆识。他生于1885年11月11日，是理赫兹和理玛丽夫妇的长子2。小理力善年仅11岁时，就学会了“手扶着犁，不向后看”3。从地里运回家的一车车玉米，教会了他播种与收获的法则。

他早年就显露出坚毅不拔的品格，正是这种品格，让这位宣教士在日后面对诸般挫折和逆境时，依然能够坚持下去。就连那个儿时游泳的深水潭也成了他的磨炼场所。这个将来有一天要乘坐蒸汽船，漂洋过海的男孩，常与父亲一起蹚过旋涡密布的汹涌红河去打猎，因而渐渐对那些危险的水域了如指掌。

这位未来的宣教士也深切地体会到，“风里来，雨里去，责任义务须继续”。全家人搬到印第安人领地的牧场后，他负责给奶牛挤奶。于是，在严寒的隆冬，他忍着脚痛和手指的麻木，给同样寒冷难耐的奶牛挤奶——结果却是惹怒了奶牛，奶桶被打破，牛奶洒了一地，而他则对着发怒的奶牛暴跳如雷。

他12岁的时候，驯服野马是当时夏日午后的娱乐活动。在弟弟们的帮助下，理力善曾经把一匹重达九百磅，四岁大的黑色英俊野马赶入围栏，给它套上马鞍，并骑了上去。牛仔们后来宣称，“这是他们驯过的最桀骜不驯的烈马”。

青少年时期养成的一个较为安静的兴趣爱好，让理力善能够把后来惊心动魄的宣教探险永久记录下来。小理力善投资了35美分，从一家邮购公司购买了一台照相机和一套冲洗设备。虽然他后来还拍摄过彩色电影，但也无法与这项早期投资所带来的兴奋与快乐相媲美。

十五岁那年，年仅45岁身强力壮的父亲对他说：“万一我有什么不测……你要好好照顾你的母亲，帮助她照看好你的弟弟妹妹们。”一周之后，他父亲就离世了，死于血液中毒。

那一年的冬天艰苦卓绝，理家的男孩们在堂兄的帮助下，照看着散布在一千英亩牧场上的牛群。母亲和年幼的孩子们留在牧场，而男孩们则住在牛群附近的帐篷里，放养的牛群中有带仔的、幼小的、体弱的、还有生病的。在一次猛烈的暴风雪中，他们甚至不得不在帐篷里生火做饭。理力善拿着平底锅在低矮的火堆上煎培根，为了不被浓烟熏到，他只好平躺在地上。早餐后，他们还必须把一车车玉米和干草送到牧场各处，给牛群喂食。

后来他们全家搬回德州，母亲得以让孩子们去上学念书，并参加教会的聚会。但年少的理力善去教会参加敬拜聚会，并非出于对神家的任何虔诚之心。他和伙伴们都心照不宣，在教堂里他们可以见到其他农夫家中那些可爱的女孩们。为了接近那些美丽的姑娘，他们甚至还加入了唱诗班。

1905年1月，理力善离开家，进入泰勒商业学院学习记账和速记，但那时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卫理公会的奋兴布道会来了又去，但理力善婉言谢绝了所有对他灵魂表示关切的卫理公会信徒。他暗自许下诺言说，一定要在浸信会的聚会上迈出这重要的一步。在最后一场聚会上，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即成为一名浸信会信徒）。

拿到商科文凭后，他进入一家木材公司工作，但起初实际从事的却是修建工作。这也是神对他的陶造和预备。后来，他成了一名调度员，到22岁时，他已经开始管理公司的货场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主持祷告会，紧张得连新约书页都看花了。他还担任了主日学财务主管、教堂看门人，并负责管理为教堂提供照明的人工煤气设备。

他所在芒迪浸信会4的牧师发出祷告，求上帝从会众中呼召一个人，去从事一项特殊的服事。理力善强烈怀疑神想要呼召的人就是他，还辩解说自己应该留在家里，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资助其他年轻人去宣教。然而这种想法让他感到不平安，于是整整一个星期，他每天晚上到玉米地里祷告。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他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不久之后，他辞去了木材公司的工作，进入迪凯特浸信会学院5学习。在那里，他放下身段服事，扫地、挤奶、挖坑栽树、管理学院的供水。后来，他还当过“工头助手”，重建被烧毁的宿舍。有几次，他鞋子的硬纸板底都磨薄了，穷得甚至连寄信回家的两分钱邮票都买不起。

在迪凯特学院的一个夜晚，借着宣教士郭维弼牧师6的信息，他听到了前往中国宣教的呼召。随后，他进入德州瓦科市的贝勒大学7学习，又接受了好几年的进一步装备。

1917年毕业后，理力善服兵役加入美国陆军，成为一名随军牧师，并被派往大西洋彼岸执行远洋运输任务。虽然从美国到法国一路晕船，但他还是坚持向船上的士兵们布道。

在兵役结束后回家的路上，他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停留，并从雷博士8那里得知，他已于1919年9月9日被任命为派往中国的宣教士。理力善在母亲的农场待了几个月后，收到了海外宣教理事会9发来的电报：“1920年3月1日从西雅图启程。”

——编者

1. Rex Ray 理力善，美南浸信会差会宣教士，1920年来华，主要在梧州服事。

2. Hez F. and Mary Dee Reeves Ray，理力善的父母

3. 路加福音9:20

4. 芒迪浸信会Munday Baptist Church

5. 迪凯特浸信会学院Decatur Baptist College

6. 郭维弼牧师 W. B. Glass （1874 – 1967.11.14）, 美南浸信会差派到山东黄县的宣教士。1903-1943年在中国华北宣教。

7. 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由德克萨斯浸信会大会创立于1845年，是德州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浸信会大学。

8. 雷博士（Dr. T. B. Ray），当时美南浸信会海外宣教委员会教育秘书，当选为和执行官。

9. 海外宣教理事会Foreign Mission Board

第一章 初入宣教禾场

在香港登陆的那天，我的脸色看起来想必和我当时的感觉一样惶恐不安。神刚呼召我做宣教士时，我曾经想象过中国人的面孔，现在终于能和他们面对面了，而且是成群结队的中国人。

我坐在行李箱上，看着眼前人地生疏的景象，一群群人从我身边往来经过。去往广州的轮船要到晚上才开，所以我有一整天的闲暇时间。我又看向那些来接应的苦力，他们正为搬运我的全部家当——行李箱、储物柜与一箱书到轮船上而漫天要价。我重复了价钱，他们还是摇摇头。不过，我的耐心更胜一筹，最后他们把行李都安全地搬上了轮船，我按我的出价付了钱，他们便欢欢喜喜地离开了。

我在广州上了岸。虽然连一句中文也不懂，但是上帝竟然带领我穿过了那座混乱而复杂的异教城市，先是坐人力车，然后乘舢板（一种小船）。

当我出现在传教站的门口，向秘书兼财务主管湛罗弼牧师1自我介绍时，他惊呼道：“天哪，你一个人究竟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我们都还不知道你要来呢。”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上语言学校。我面前的这位中国老师对英语一窍不通，而我对中文一无所知，然而他却要教我说中国话。我看着他，他也瞪着我。他开始像热锅上的跳蚤一样上蹿下跳。他每次跳起来时都说“Hei-shan（起身）”，每次坐下去时就说“tsoh（坐）”。他似乎指望我有足够的聪明智慧，能从他的滑稽动作和话语中领悟到，“Hei-shan”表示起来，“tsoh”表示坐下。

在广州待了大约一个月后，我约好去海军军舰海伦娜号向水手们布道。我邀请几位年轻的浸信会女宣教士与我同去，帮忙唱唱歌。希美贤姑娘2说：“我有一个朋友，父母都是长老会宣教士，她很擅长独唱。把她也带上怎么样？”

“好啊，那太好了。”

当我见到这位朋友珍妮特·吉尔曼3姑娘时，她头戴一顶美丽的蓝色绒帽，穿着一身光彩夺目的白色连衣裙，波浪卷发金光闪闪，蓝眼睛笑意盈盈，简直像天使一般。我心想，“年轻的小姐，如果你还名花无主的话，那你恐怕要被某位瘦高的德州傻小子缠上了。”她那时还蒙在鼓里，但我很清楚，她迟早要么把我轰走，要么彻底收留我。

多年以后，珍妮特常调侃说当年我追求她时，总是一只胳膊下夹着诗集，另一只胳膊夹着圣经。最后，她终于确信浸信会关于洗礼的立场是正确的。于是广州东山浸信会4接纳她受浸礼，并由我亲自为她施洗。

1920年11月11日，在广州河畔的长老会小教堂里，在我们150位朋友——宣教士和商界人士--的见证下，长老会差会的费舍尔医生5把这位天使般的美丽姑娘交到我手中，做我一生的伴侣。浸信会差会的湛罗弼牧师为我们主持了一个美好的仪式。美国领事也亲临现场，在我们的结婚证书上盖上了公章。这样，我们的婚约才具备了法律效力。

在女子学校美丽的草坪上，一场欢乐的聚会正等待着我们。从香港运来广州的婚礼蛋糕在轮船上不翼而飞，但新娘的中国贴身女佣兼厨师为我们烤了很多美味的蛋糕。我们印制的结婚请柬也丢失了，直宾客们都到达婚礼现场时才被找到，所以我们把请柬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们。

草坪派对结束后，湛罗弼牧师和夫人在他们位于广州东山的家中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

第二天我们出发，经香港前往长洲岛度蜜月。我们在香港错过了最后一班渡轮，于是就雇了艘小舢板，愉快地驶出港口，前往蜜月之岛。我的新娘为她的丈夫朗读一本激动人心的爱情小说，以此开始了蜜月旅行。当小船驶出港口后，调皮的海浪开始把我们的蜜月之舟当皮球一样抛来抛去。没过多久，我的新娘就把浪漫小说丢在一边，整个人像被烈日晒蔫的花朵般萎靡不振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新郎唯一感兴趣的只有坚实的陆地。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坐过这么小的船出海！

我们在岛上度过了一段蜜月时间后，就启程前往古城澳门。在那里，我们瞻仰了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6的墓地。在马礼逊墓地附近，就是我太太早逝姐姐的坟墓。

1921年2月，我们被呼召去梧州服事。医疗宣教士毕济时医生7当时正忙于建造思达公医院8和和一栋家属住所，还兼任男校和女校的校长。此外，他还负责照看乡村的布道事工，其中包括十七个由中国传道人主管的布道所。由于眼疾，这根困扰了他四十多年的刺，毕济时医生不得不在完全的黑暗中度过他三分之一的时光。

我们回应了呼召。我太太的家当——其中包括家具——我的两把椅子、一个储物柜、一个箱子和一箱书，都装上了一艘老式艉明轮船，沿着西江驶向我们的新家。在那里，我担任了男子学校的校长，而我不仅对此毫无经验，还只会说一丁点儿中文。但学校总算保住了，我们也得以继续开展工作。

珍妮特小时候会说海南方言，现在她不得不学习粤语。于是我们俩都回到了语言学校，继续学习。

与粤语争战了两年之后，我开始了首次乡村宣教之旅。我们将医院的汽艇装配好，随即开始了逆流而上的航行。同行的还有两位中国传道人，韦东鹏和苏焕廷。

从梧州向西行驶了150英里后，我们在贵县9停泊，并雇佣马匹继续接下来的旅程。因为中国弟兄坚持说马匹体型够大，所以我同意骑马。天哪，当我看到他们牵出所谓的“高头大马”时，才发现它们的头和尾巴只能勉强从马鞍下露出来！中国传道人身形小巧，他们的马很快就在草原上轻快地晃悠起来，而我这匹倒霉的马却远远地落在后面。弟兄们一离开视线，我就下了马，牵着它走完了剩下的路程。第二天，我便步行，而让马驮着行李。

第一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那里只有一个基督徒。他非常高兴我们能来传福音。许多邻居过来了，认真地听我们讲道。睡觉时间过了很久，但男人和男孩们都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们问这问那，研究我的行军床、蚊帐和我身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都非常喜乐，因为他们允许我们在这个村庄传福音。

但是第二天早上，一切都变了。魔鬼似乎取得了胜利，因为接待我们的主人的妻子在夜里去世了。一位受过西式训练的护士宣布了她的死亡。男主人不仅因丧妻而悲伤难过，而且他的邻居也开始说三道四：“看吧，你昨晚让那些基督徒住在家里，现在你妻子没命了，这是你的报应。”

我们留下苏焕廷料理后事，我和韦东鹏则继续赶路。那天晚上，当苏焕廷在下一个镇子追上我们时，他面带喜色，心中充满喜悦。我们对他刚参加完葬礼，却能有如此愉悦的心情感到惊奇。接着他解释说：就在他们准备将尸身放入棺材之前，原本死去的女人突然活了过来，从床上坐了起来。那位丈夫欣喜若狂，妻子死而复生，魔鬼一败涂地。现在，那里的村民更加愿意听到关于救主的好消息了。

我们来到下一个镇子，韦弟兄正在布道的时候，一个男人走进来，在我旁边坐下。不久，他转过身来开始对我说话，但我坚持要他先听讲道。我告诉他，崇拜结束后我再听他讲。他顺从地听道，不再说话，但却先叫了一个仆人过来，然后又把他打发走了。崇拜结束后，我们得知，这个男人生病有一段时间了，而且病得很严重。他听说镇上来了一个外国人，就坚持要人把他带过来。他说，他一坐在我身边，病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病痊愈了。他要感谢我治好了他。我们告诉他，是伟大的医生耶稣基督医治了他，然后乘机向他更多地传讲救主的好消息。就这样，我们的首次宣教之旅继续在各个村庄间展开。

1922年的一天，梧州的共产党人决定在黎明前发动暴乱。他们的计划是杀害所有的市民领袖，包括宣教士。雷安延将军是一名党员，也是梧州的军事指挥官，他当时正好参加了那次秘密集会。他说服红色分子们将屠杀行动推迟24小时。 然后，他将士兵每二十人一组派往城外，叫他们在指定的时间发动袭击。结果，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时，我们平安无事地待在家里，而共产党的领袖们却都被关进了监狱！一场将共产主义赶出中国的运动由此展开。蒋介石将军英勇地坚持战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对马歇尔将军说：“如果美国今天不与我联手，把共产主义彻底赶出中国，用不了多久，你们的国家就要和红色中国作战了。”然而美国人不相信这些预言性的话语，这真是美国的悲哀。

1. 湛罗弼（Dr. R. E. Chambers），1870  — 1932, 美国浸信会来华宣教士，在两广宣教，基督教浸信会在华文字宣教事业的先驱，基督教文坛骁将，中华浸会书局创办人。

2. 希美贤姑娘，Miss May Hine

3. 珍妮特·吉尔曼姑娘，Janet Gilman，后成为理力善夫人。

4. 广州东山浸信会，Tung Shan Baptist Church

5. 费舍尔医生，Dr. Fisher

6.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5—1834.8.1，英国人，是西方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清朝时来到中国。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首次把《圣经》译成中文，并以自己的医学知识在澳门开办了第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诊所。

7. 毕济时医生（R. E. Beddoe），梧州思达公医院创始人和院长.

8. 思达公医院（Stout Memorial Hospital）， 梧州市工人医院前身。

9. 贵县，现贵港

第二章 向土匪传福音

1924年，有军队驻守的桂林城被另一支军队围困。一位宣道会的宣教士已经遇害，据报道还有一位浸信会宣教士也已遇难。三个多星期过去了，桂林的宣教士们杳无音信。因此我们把船加满了燃料，足以往返四百多英里，前去救援。我们还为被困的宣教士和家属们准备了牛奶、食物和医疗用品。

我们的救援队由基督教宣道会的翟辅民1、康建德2和米勒3、两名政府官员、以及代表美南浸信会的船员组成，总共约有二十人。当我们沿桂江逆流而上，走到半途时，来到了昭平这座有城墙环绕的城市。那里的政府官员坚持要派80名士兵保护我们，以防在桂江河段肆虐横行的土匪袭击。我们那艘75英尺长的汽艇在梧州和桂林之间的365个激流险滩中艰难行驶，士兵们则沿着河岸徒步行进。

大约下午四点，当我们的船行驶到昭平和平乐（位于上游的一个城镇）之间时，土匪向我们的船开火。我当时正在上层甲板的驾驶舱里。子弹在我们周围呼啸而过，我告诉舵手要把船开往土匪对岸的小沙洲，向岸上的士兵们靠拢。而船员们却抛下锚，跳进船边的水里，身体潜入水下，只露出鼻子。我则赶紧趴在驾驶舱里，叠起一床棉被，挡在头部和子弹之间。当我躺在那里等待枪声停止时，我看到那群勇敢的士兵正雄赳赳地掉头往山后走去，向他们的来处安全地撤退！被俘虏的命运已经十分明朗，但逃生的希望却非常渺茫。

我们大约12个船员都在瑟瑟发抖，因为他们怕死，也可能是担心遭到严刑拷打。突然，我们看到船着火了。匪徒们把船掳掠一空后，便浇上煤油把船点燃。但他们忘了我们的机械师和一个小伙子还在船上，后来这两个人把火扑灭，保住了船。不一会儿，土匪老大拿着从我们的医疗用品中翻出的药膏和绷带，向我跑过来，请求我帮忙包扎他的烧伤。刚才放火烧船时，他被汽油和火焰灼伤了。而现在——这个几分钟前还朝我开枪的家伙——竟然来求我为他治疗烧伤！我在他的烧伤处涂上药膏，然后尽我所能地帮他包扎好。

我决定请他帮个忙，就说道：“老大，你看我的手下全都扣在这里了。他们是我在梧州雇来帮忙开船的穷伙计，对你没什么好处，反而你还要管他们饭吃。为什么不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回到船上呢？”

土匪老大命令匪兵放人，但匪兵犹豫了一下，因为他们想用这些人作驼夫，把战利品运回山里。土匪头子掏出自动手枪说：“放了他们，要不老子就蹦了你们！”那些人被放走了，而我们却被抓起来带走。我们沿着山间小道单列纵队行进，来到一栋农舍，然后被推上梯子，关进了阁楼。阁楼里已经有一些被俘的中国人，他们被关在这里很长时间，胡子都长得老长了。我担心我们也要被关那么久。我倒不介意昼夜翻山越岭，趟水过河，但坐在地上等胡子长出来，那可不是我想要的！一个土匪拿来一罐牛奶，问我这是什么。我借来他的匕首，在罐子上打了两个洞，然后一饮而尽，告诉他说“这是牛奶”，并把空罐子还给他。另一个土匪抢走了翟辅民弟兄的眼镜，坐在我们面前，把镜片掰下来，嚷着说要用镜框给自己做颗金牙。

当土匪命令我们再次上路时，我们都喜出望外。和我们同船的一名中国官员料到会被俘虏，就扔掉自己的楚楚衣冠，换上了苦力的衣服。但土匪们一看到他细皮嫩肉的手和没有老茧的肩膀，就断定他要么是个有钱人，要么是个当官的。于是他们把三十罐一斤装的淡牛奶装进麻袋，挂在他的脖子上，又将他的胳膊反绑在身后。他这样爬山真的是举步维艰。

午夜过后，我们停下来吃了点热饭。我们问土匪：“现在我们人都在你们手上，你们有什么计划吗？”他们说：“我们会向美国和英国政府要十万美元的赎金。”

“要价太高了。没人会为了一群宣教士给你们这么多钱的。”我们好言相劝，于是他们决定派翟辅民弟兄去筹钱。我们说：“他是英国人。如果你们想从美国弄到钱，得派个美国人去才行。”他们同意了。

我和来自纽约的米勒医生商量后，决定由我留下来，他和翟辅民弟兄一道出去求援。我和澳大利亚的贾弟兄继续被扣留在匪窝，等待赎金。他们离开后，我们沿着峡谷向山顶前进。经过一整夜的攀爬，穿过热带丛林，我们在日出时分登上了山顶。

那天，当我们继续攀山越岭时，那位中国官员好几次瘫倒在路边，好像已经筋疲力尽了。我看准机会，低声对他说：“我有个法子能帮到你。等会到了营地，你就装作是我的仆人伺候我。这样土匪才会相信你只是个干活的。”他心领神会地说：“就这么办。”后来我们被关进一间农舍，我的“仆人”找来一把破扇子，卖力地给我扇凉。到了做饭时间，他总在灶台前忙活，给我夹来好饭好菜。在被土匪扣押的三周里，他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弄得土匪们都信以为真，认定他不过是个伺候洋人的仆役。结果他仅花两百美元就赎回了自由。

第二天，土匪老大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翟辅民弟兄和米勒医生在回去的路上，被另一帮土匪抓走了。因此，他必须要带上我们，连夜赶路去和另一匪帮会合。（因为对方的势力比他强大。）

我们必须制定新的计划，因为那个更厉害的大土匪头子接管了我们的老大和他的俘虏。当天晚上，大土匪头命令所有人坐下，说：“让这个洋鬼子（翟辅民弟兄）给我们讲讲道。”很多人都听到了福音，有男有女，其中还有些囚犯，他们原本只能等待死亡将他们从被迫承受的苦难中解脱出来。我们坚信，向这些土匪传福音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他们不可能再有其它机会听到救赎的好消息了。

土匪刚抓住我们时，曾威胁说如果我们的亲友不尽快凑足十万美元，就要把我们剁成肉酱。我们表示对此无能为力，但却始终没有停止向他们传讲耶稣。后来他们竟主动要求我们讲更多关于耶稣的故事。我们带着土匪们开始了祷告会，并告诉他们上帝只垂听谦卑人的祷告。然后我们一起跪下来，围成一圈，他们手里拿着步枪，刺刀朝上。有个土匪表示，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他都要接受耶稣作他的救主。

这位大土匪头子最后还是指定让翟辅民和米勒弟兄返回梧州筹集赎金。

我们的中国助手阿七弟兄本来可以获释回家，可是他说：“我觉得留在这里，是我作为基督徒的责任。”于是他成了匪帮和中国政府官员的中间人，为我们的获释在双方之间斡旋。

在一个漆黑的雨夜，我决定趁机逃跑。但黑暗中仿佛传来清晰的声音：“不，今晚不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于是我便翻身睡去。

一天，包括大头目在内的所有土匪，都去迎接我们那艘带着赎金从梧州返回的船。船上满载着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他们向土匪喊话：“钱就在船上，过来拿吧。”土匪们说：“不行，你们必须把钱放到岸上，我们才接受。”然而船上的士兵们居然就径直掉转船头，顺流而返了。

土匪们气急败坏地回到了山上的窝点。那天晚上，阿七听到他们的谈话，用蹩脚的英语向我们汇报说：“弟兄们，我——不觉得——我们——能回——梧州了，——我——觉得——我们得——回——天家了。”那是个不寻常的时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觉。上帝会照顾好我们的家人和孩子的。我们说：“只要再过片时，我们就能在天堂的街道上漫步，与我们蒙福的主耶稣同在了。”尽管我们预想到也许不久之后，我们就会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横尸山野，但是在那个考验人心的时刻，主是如此亲密地靠近我们，让我们感觉到他无比幸福甜美的同在。

但是，上帝在世上还有别的事情要我们去完成。最后我决定，我们对土匪的宣教事工已经告一段落，我应该向上帝寻求逃生的计划。

在下一个营地，我收到了妻子的来信。信封上的地址写着“寄给在广西山区某处与土匪同住的理力善”。多么贴心的邮政服务啊！现在我真的想家了，于是决定要采取行动。

第二天傍晚，当我们冒着瓢泼大雨翻山越岭时，我停下来仔细观察周遭环境。在我们脚下的峡谷里，能看到一个简陋的小棚屋。有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今晚过夜的地方。但我决定不在这里过夜了。北面是一片宽阔的山谷，有一条小河流向远方。我决定要沿着这条河走，夜间借着漂木或者小木筏赶路，白天躲藏起来。这样一直向南，就会走到安全的地方。我知道这条河最终会流到香港或澳门附近的海域。

但现在棘手的是如何摆脱那个要带我下山的匪兵，其他十名匪兵已经带着贾弟兄抵达山下的棚屋。我仔细打量着那个家伙。他身上挂着两条子弹带，腰插一把匕首，手拿一支带刺刀的步枪，看起来凶悍十足！他很可能会“干掉”我，不是我能“对付”得了的。我祷告说，“主啊，你比我厉害，你能搞定他。请你让他对你心存敬畏，离我远点。”然后，我就死死地盯着匪兵，仿佛如果他靠得太近，我就会吃掉他似的。他开始紧张起来；扭动着双手，来回地走动。我默默地祈祷：“主啊，求你不要停止在他身上的工作，直到他走下山。”几分钟后，他走开了。但是走了大约50码，他举起步枪，把子弹上了膛。我正对着枪口，除了祷告无计可施，“主啊，如果你不想让他杀死我，就别让他扣动扳机。”上帝应允了我的祷告，因为那匪兵沿着小路走下山了。

他快走到棚屋了，我很清楚，如果现在跑，就会立马被人发现。他们会翻山越岭把我追回去，而且他们还会抄近路。我想起了主的应许：“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约 15:16）。

我祷告说：“主啊，求你派一片云过来，挡住土匪的视线，让他们永远搞不清我走的是哪条路。”一团团美丽的白云很快就飘下山谷，土匪们陷在云雾中，什么也看不见。而我所站的地方，阳光依然灿烂。“主啊，感谢你。”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感觉。

现在，是时候用双脚去回应我的祷告了。我全速越过山岭，向山下冲去。很快地，我绕到了一个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我的双脚踩在突出的石头上，双手紧紧抓住旁边的草和小灌木丛。万一有哪一块石头脱落了，或者有哪一簇草松动了，就没人知道理力善的下落了。但主应许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太 4:6）。

我从山顶下到峡谷，有时会遇到非常茂密的丛林，我就只好匍匐前进。当实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我向上帝求助，山边一条被踩得结实的小道就出现在眼前，让我得以继续前行。

不知不觉地，我来到一个村庄，从周围的山峰我认出了它，这是土匪的老巢！如果我绕过村庄，从附近的灌木丛过去，就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我必须赶在我逃跑的消息传到这里之前离开村子。而且我也知道土匪头子会派人把守所有的山隘口和渡口。

我再次定了定神，决定直接穿过村庄。我知道上帝能够带领我穿过村庄，就像绕道走一样安全。我穿过了村庄，平安无事。但刚走过不远，我像罗得的妻子一样，回头看了看，发现村子里到处火光闪烁。我猜对了，土匪已经派人带来了我逃跑的消息。我正要绕过一座小山，眼前突然出现了许多熊熊燃烧的火把，我很清楚握着火把的是一个个土匪。我祷告说：“主啊，救救我吧，如果你不救我，这些土匪肯定会抓住我的。”

我转身狂奔逃走，双脚在湿漉漉的狭小山道上打滑，不时地陷进泥泞的水坑中。我暗下决心，除非被子弹击中或被土匪的手掐住喉咙，否则绝不停下。我不停地跑，径直来到土匪几天前带我们走过的一条小路上。然后转身往山坡上爬，手脚并用，拉着满是泥浆的草丛和灌木丛把自己往上拽，最后终于爬上了山顶。感谢上帝，那些土匪的火把还在山脚下！我十分确信上帝一定会拯救我到底。

我从山岭的另一侧飞奔而下，山路蜿蜒起伏。随后我来到一条冰凉湍急的山涧边。我蹚过齐腰深的溪流，还喝了几捧水。逃跑的途中，有一次我拄着一根木棍，在一片漆黑中穿过水声轰鸣的山涧，因为垂吊下来的灌木丛遮住了所有光线。大概就是那时候，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几粒偷偷藏了一两个星期的米饭放进嘴里。最后我弹尽粮绝，只剩下一块柿饼干。

天刚蒙蒙亮，我来到一个沙洲上，那里是一片寂静幽暗的水域。我扯下几把灌木当床，仰卧在上面。正躺着的时候，我听到了人声！当时除了祷告我什么也不能做。那些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走过，他们几乎可以听到我砰砰的心跳声。他们刚过去，我就悄悄地站起来，跟在他们后面，以为他们可以带我走出丛林。但他们并没有朝我想去的方向走。（在逃跑过程中，我从未迷失过方向，这要归功于我父亲在印第安人领地的牧场上对我的训练。）我在原地等到天亮，发现了一条过河的路和一条沿河小道。

我穿过村庄，来到河边，叫醒了摆渡人，让他把我送过河。他是我两天前逃离匪窝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我打听好前方的路，又加快了脚步。后来我才知道，土匪在我离开大约30分钟后，也赶到了渡口。上帝知道我在哪里，也知道土匪追到了什么地方，他让我们之间保持着足够远的距离。他带领我穿过了所有荒无人烟、土匪出没的山区，走得比土匪们抄近路还快！在大概确定土匪不会追上来之后，我就坐下来，第一次把鞋子里的沙土清理干净。我的新鞋底如今已经破了一个大洞，而袜子的破洞也大到可以从两头穿了。

我终于走到了汹涌的桂江岸边，对面就是有城墙保护的昭平城。河边有一些渔民正在补网，我请他们把我送到对岸停泊在城墙附近的汽艇上。

但他们说：“哦，不行啊，水流太急了。”土匪们把我身上的钱洗劫一空，只剩下三个两毛的硬币。我已经用一个硬币买了几个鸡蛋，另一个则给了当天早上的摆渡人，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我告诉渔民，如果他们能渡我过河，送上那艘船，我就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渔夫们说：“好吧，我们送你过去。”他们先把船往上游开一段距离，然后掉头冲入水流，顺流而下，再横渡到那艘大汽艇旁。我下了小船，登上汽艇的甲板后，然后掏出钱包，把它打开。“瞧，，伙计们，这是我所有的钱，一个两毛硬币！”他们气得火冒三丈，恨不得要把我扔回河里。

汽艇上的人盯着我，一个个目瞪口呆。我看起来就像个三等流浪汉，裤子膝盖处已经磨破；大衣的扣子一个也不剩，只用绳子勉强捆着；满脸胡子拉碴，足足有三个星期没刮了；浑身衣服破烂不堪，活像个野人。我向船夫们讲述了耶稣如何把我从强盗土匪手中解救出来，并把我安全带出高山丛林的故事。随后，他们对我说，中国政府派他们往昭平城来，命令他们无论如何要把我们两个被俘的人中一个或两个带回去，否则就不得返回梧州。他们在这里停泊了许多天，一直在等待机会。当我突然出现在船上时，难怪他们会大吃一惊！

消息迅速传开了，城里的官员们出来看望我。我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如何把我从土匪手中拯救出来。他们感叹不已，有一个官员说：“我们的神做不到这样的事，只有你们的神可以做到。”我敦促他们赶紧和土匪谈价钱，把贾弟兄救出来，因为他是不会尝试逃跑的。

土匪们降价了，贾弟兄的赎金从十万美元降到了三万。官员们通过阿七弟兄做中间人，又讨价还价了三个星期，最后把价钱砍到了四千美元。然后官府抓了几个商人，把他们打入大牢，说只要拿出四千美元，就会放人，他们只好照做。钱送到了山里，贾弟兄被人用两根竹竿抬了出来，因为他已经虚弱得走不动路了。贾弟兄获释后，政府派兵直捣土匪的老窝，一举抓获并枪决了四百名土匪。

我们回到梧州几个星期后，我的“警官仆人”来到我家，又恢复了从前衣冠楚楚的样子，脸上挂满了笑容。他告诉我，在土匪窝的时候，有一次看到贾弟兄跪在地上祷告，他也跟着跪下来祈祷了。然后他指着新约圣经说：“这是我读过的最慰藉人心的书了。”在被绑架之前，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听福音！

1. 翟辅民R. A. Jafray，1896年2月来华，先后在广东东津、广西梧州、南宁、荔浦服事。1911年创办宣道书局；1913年创办圣经报；1931年前往印尼；1945年逝世于印尼日本集中营。

2. 贾牧师Carnes，1920年来华

3. 米勒 Miller

第三章 宣教第一任期结束

1926年初，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对中国基督徒重重施压，使梧州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福音的仇敌对全市进行宗教排查，只要发现有基督徒，就会在他家大门钉上“此地有基督徒”的牌子。从此，那户人家就会受到魔鬼的爪牙一切为所欲为的迫害。一个特别委员会勒令我们交出宣教会名下的所有财产—思达公医院、宣教士住宅，以及所有宣教基金。随后，工会发起一场罢工来反对我们。所有的中国医生、护士和病人都被赶了出去。在死亡的威胁下，中国基督徒被迫远离教堂和我们的宣教住宅大院。然而，他们还照常是秘密地举行崇拜聚会！

梧州宏道女子学校1的校长冼二姑被捕了。“红色分子”坚决要求她交出所有的女学生。她回答说：“要杀要剐随你们，但我绝不会交出一个女学生！”当晚，我们把女孩们都藏在医院的五楼，然后秘密地把她们送上船，让她们回到乡下各自的家中。

我们那些做生意的梧州朋友们，现在只要卖东西给我们，都会有小命不保的危险。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把浸信会书店、住所、医院，以及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封存起来，暂时离开这座城市。

一艘美国军舰在梧州靠岸。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把行李箱和所有能搬动的东西都拖到了河岸，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那里站岗保护我们。但是，每次我们往河岸去的途中（约400米），咆哮的民众就朝我们扔泥块，并用他们能想到的一切污言秽语大声辱骂我们。一名海军军官想朝这些暴民开枪，但我们阻止了他：“别开枪。等这场风暴过去了，我们还要再回来的。如果你杀了他们，我们就再也回不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就在一艘轮船准备开往广州之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手们把我们满满一船的行李箱、箱子和医院设备，迅速地拖到轮船旁，然后倾倒进船舱。红色分子们急忙跑到他们的司令部，要求下令扣留即将出发的汽船。但在他们赶回来之前，我和贝利医生2早已乘船顺流而下，向广州和香港飞奔而去了。

我们委托梧州警察局负责管理宣教会的财产。其余的宣教士们也登上了医院的汽艇，在美国军舰的护送下前往广州。

我太太带着孩子们已经到了香港附近的一个岛上。不久之后，我们全家一起登上了美国的轮船，驶向令人向往的祖国和阳光明媚的德州。

我童年的家是在德州博纳姆3西部的农场上，在那里我的孩子们渐渐地喜欢上了“奶奶”，我的母亲。在她家小住一段时间后，我们买了一辆二手T型福特车，装上露营设备，然后开车一路向北，我这个在中国组建的家庭把车挤得满满当当。在内布拉斯加4拜访了我的弟弟克劳德之后，我们向东前往芝加哥，去看望另一个弟弟丹尼斯一家。

接着，我们一路颠簸着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和纽约。此时，冬季已经来临，我们的T型福特车一路打滑向南驶去。华盛顿纪念碑、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以及沿途的其它地方都被远远地抛在身后，我们一直开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5，那里正值密西西比河洪水泛滥的初期。

我的太太和孩子们在那里乘火车去德州奶奶家，我则独自开着福特车在阿肯色州的公路上驰骋，越过河流，穿过被雨水冲蚀的路面。因为离圣诞节只有三天了，一路上各式各样的汽车——大车、小车、新车、旧车、凯迪拉克，以及我的T型福特车——都在雨水和泥泞中飞驰着赶往德州。路面积水越来越深，虽然能够估计到下面就是公路，但我眼前只有滚滚泥水从灌木和树丛中冲刷而过。眼看T型福特车快要漂起来或者变成潜水艇了，我虽然不甘心，但也只能选择后退。我不敢贸然在原地掉头，而是径直倒车开上陆地，然后才掉转车头，开进附近的城镇。我向警察打听刚才试图穿过的公路，他告诉我那段公路被洪水淹没已经约有十五英尺深了。由于大雨依然倾盆而下，我只好蜷缩在前座，睡到天亮。

第二天一大早，所有前往德州的汽车——车身上沾满了深浅不一的阿肯色红泥——都转向西行，开往俄克拉荷马州。我开过泥泞不堪的漫漫长路，越过红河，回到了德州。

在甜蜜而温馨的家中，我和母亲、妻子、孩子们、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们围坐在长桌旁，桌上摆满了肥美的火鸡、可口的蔓越莓、蛋糕和馅饼。我原计划那年在沃斯堡神学院进行某些特别的进修学习，所以在那里租了一栋小房子。但海外宣教差会的资金极度短缺，我不得不继续为了海外宣教事工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募集资金。

1928年3月8日，我们在沃斯堡乘坐开往加拿大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火车，踏上了重返中国的旅程。就在我们到达温哥华之前，我太太流感复发。船上的医生立即让她卧床休息，而我则在另外的船舱里，负责照顾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从温哥华到日本，一路上狂风暴雨，巨浪滔天，我们被迫在日本停留数日，修理其中一台涡轮发动机。后来我们得以继续航行到香港，并在那里登上了开往梧州的西江号轮船。

1. 宏道女子学校 Waang To Girls' School，由美南浸信会差会的美女士Miss Julia Meadow创办，今梧州市第三中学前身。

2. 贝利医生 Dr. Mansfield Bailey，1924年来华，先在梧州服事，1929年到桂林浸信会医院任院长。

3. 博纳姆，Bonham, Texas

4. 内布拉斯加，Nebraska

5. 田纳西州孟菲斯市，Memphis, Tennessee

第四章 福音在中国的复兴

我们终于回到了梧州——然而这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两年前，我们的教堂建筑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电灯全部被偷走，管风琴被砸坏，窗户被打碎。布尔什维克士兵守在门外，阻止人进来做礼拜，基督徒被驱赶，整个教堂笼罩在阴霾之中。

现在的一切简直是天壤之别。同一间教堂里灯火通明，主堂座无虚席。孩子们围坐在讲台四周，礼堂后面也站满了人，他们都渴望聆听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第一场崇拜结束后，有一百多人留下来参加了慕道班，人们正在热切地寻求救恩。

福音布道会席卷了整个梧州城。连续两周，我们的教堂每个晚上都被大量饥渴的灵魂挤得水泄不通，有两百多人公开决志相信耶稣。人们对十架信息的态度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我们为之欢欣鼓舞。（理力善在1928年9月出版的《国内外宣教禾场》1杂志上发表的一封致海外宣教差会的信中说：“主啊，但愿我们的声音能够成千上万地倍增，好去拯救这数百万迷失、失丧的灵魂！上帝的灵正在感动异教徒的心。但愿他能唤醒在基督教国家里属他的儿女们，让他们看到这块大禾场的迫切需求！如果美国的基督徒不能把上帝的信息传递给这世代的失丧者，那么当这些可怜的灵魂从荣耀之门转离，走入外面的黑暗时，我们该如何向上帝交账呢？”

“……有两位宣教士刚刚结束为期七周的布道旅行。他们走了350多英里的路，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2。他们所到之处，人们急切地想了解“耶稣”是谁。”）

我那位住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里夫斯叔叔和他的两个儿子赫蒙和罗素，送给我一顶漂亮的新帐篷。帐篷顶部可以分为三段，墙壁可以分为两部分，收起后可以分别装在几个大袋子里。当我们去乡村巡回布道时，就雇佣苦力用竹扁担抬着这些大袋子上路，每袋重约三百磅。我们的装备还包括大约四百张折叠野营椅，一行人看起来就像一支小部队，浩浩荡荡沿着小路行军。在广西的其它地区，我们还会使用当地的牛车来运送这些装备。

当我们在山村的空地上搭起帐篷时，场面热闹非凡。一大群人蜂拥而至，帐篷里通常是济济一堂，有时还有上百人站在帐篷外面听福音布道。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有时在现场甚至找不到一个中国基督徒。

我教孩子们唱“在我父家里一切安好”。后来，当孩子们听说我回来时，就会去村口迎接我，唱着“在我父家里一切安好”。有时候我们还会听到小孩子在茅屋的门口唱“耶稣爱我，我知道”。

1930年11月，我们年仅五岁的女儿小玛丽安·麦克奈尔·雷3患上了腺热病，结束了她短暂而幸福的一生。医生们竭尽全力地抢救她，但天父却呼唤她“回家”。在去医院和踏上天国之旅前，她把洋娃娃和洋娃娃的衣服都收拾好带上。后来，她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让你和我一起走。”然后，她似乎看到了我们在天父家里的许多住所，就问：“妈妈，哪个是我们的房子？”很快地，她甜美的灵魂就被天使带走了，去“那美好的天国”等候我们将来与她相聚。她最喜欢唱给中国小伙伴听的歌是“在我父家里一切安好”。我们把她归于尘土的小小身体安葬在香港跑马地4的墓地里。

在梧州，我们的儿子大卫和但以理在母亲的教导下，开始了卡文特课程5的学习。山德士6医生的女儿露西亚小姐7教了他们大约一年。之后，一位中国年轻人担任他们的老师，直到我们下一个安息年的开始。

（编者注：以下节选自1928年3月的《国内外宣教禾场》，记录了理力善几次布道行程的经历。）

请与我一同踏上宣教之旅，亲眼看看主正在做的工作吧。我们在梧州登上一艘汽艇，……然后溯江而上。在船上，我们有机会向乘客分发或售卖基督教书刊，并一路向他们传讲福音。我们到达水路的终点，拿好行李，便向内陆地区进发。所到之地如果有浸信会礼拜堂或布道所，我们便走进去。当我们打开门招呼人们进来时，男人和男孩们真的是把会堂挤得水泄不通，传道人放眼望去，眼前是一片黄压压的面孔。有些人以前听过福音，有些人则是生平第一次听到…。有些人渴望更多地了解这位奇妙的人类救主，有些人接受他为救主，……而有些人则拒绝他……。

我们前往的下一站没有礼拜堂，但人们迫切地想要听我们讲道，于是便打开祠堂，那是他们世世代代祭拜祖先的地方。很快地，他们就如饥似渴地专心聆听生命的信息。有一次，他们因我们的来访和讲道而无比喜乐，于是在礼拜结束时放了很多鞭炮。这是中国人表示敬意的方式。

在一次从山区宣教回来的路上……一个住在更偏远深山里的人传来口信说，如果有外国宣教士经过，就请把他们送到他住的山里去，因为那里有几个人想受洗……我心里有感动，觉得主希望我们去那里看看。于是，经过一整天攀山越岭的艰难跋涉，我们到了那个人的家。当晚，他邀请所有邻居到家里听福音。我和中国传道人向一大群男人和男孩们布道，他们都坐在露天之下，而妇女和女孩们则站在旁边黑暗的角落里…

第二天早上，我们举行了一次传统的生命见证分享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告诉我们，主为他们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述说自己如何放弃了祖先崇拜、魔鬼崇拜、赌博、撒谎等恶习，现在他们正在跟随耶稣，每天都向他祷告，并渴望效法耶稣受浸水礼。

我和年轻的中国传道人都迫切地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在从来没有传道人来过的深山老林里，找到上帝的救赎计划的。他们说，是邻居程弟兄给他们传的耶稣。……他去了遥远的城市做生意，在我们的一座小礼拜堂里听到了福音。在那里，他接受耶稣为救主，受了浸水礼。后来他回到山里，告诉邻居们主为他所成就的一切。因着这个普通信徒做的见证，我带领八个男人和一个男孩下到水塘里，为他们施行了浸礼。……对这些新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着他们已经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有些人的母亲正站在水塘边嘲笑他们。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基督徒手头拮据，奉献减少。海外差会董事会缺乏资金继续维持梧州书店的运营，于是便下令关闭书店。但我和珍妮特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拿出钱来，把书店维持了一段时间。一天早上，当我带着我们的苦力队伍和帐篷设备徒步前行时，我祷告说：“主啊，请指示我书店该怎么办。如果你希望它继续开下去，请帮助我明白你的旨意。奉耶稣圣名，并为他的缘故祈求。阿们。”

我们在离梧州几英里远的山路上遇到了一个人。当他抬头看到我这个高大的白人时，便说：“你一定是理力善传教士吧。我在书店见过你，还在那里买了一本新约圣经带回家阅读。现在我信耶稣了，我把圣经讲给家人听，他们也都信了。我们还告诉了其他人，他们也信了。现在我们那里有四五十人想受洗，还要成立一间教会呢。”

神就是这样回应了我的祷告。如果一本新约圣经在中国异教徒手中能够赢得如此多灵魂，那么为了把基督教书刊带进千家万户，付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我们坚信，靠着上帝的帮助，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把这家书店继续经营下去。

在另一次旅程中，我们在村里支搭帐篷，为第二天的布道会摆好椅子，辛苦工作直至深夜，然后精疲力竭地睡下。大约午夜时分，我被一个歇斯底里的乞求声惊醒：“我妹妹快死了。你一定要来救救她。”

我很清楚自己无法医治那个女人，因为我根本不是医生。但是如果我不去帮助她，那还不如拆了帐篷走人。于是我穿好衣服，来到姊妹们的帐篷，请她们和我一起去那户人家。

村民们已经把生病的女人抬到屋外等死。他们认为，如果她死在屋里，就会招来邪灵，那样就必须要把整栋房子烧掉。

我身上唯一的药品是一些镁乳——以防我在乡村数周的旅行中消化不良。我请一位姊妹烧了些水，给生病的女人喝了些温水和一剂药。然后我开口大声祷告：“主啊，你知道我没有行神迹的能力，也治不了这个妇人。但我已经尽力了，现在我把她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成就。”

这位妇女的病立竿见影地好起来。到了早上，她居然可以起来为家人做早饭了。她得的只是严重的消化不良——但上帝却用这样的方式预备那个村庄接纳宣教士。

参加帐篷布道的不仅有形形色色的人们，还有各种动物。一天晚上，我正准备开始布道，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喧闹声。一个女人尖声惊叫，一头猪也在高声嘶叫。人们纷纷起身，迅速跑向帐篷边缘。我转过身，看到一个女人坐在一张椅子上，被一头受惊的公猪驮着在帐篷里四处乱窜。原来这头猪到处游荡，溜进了帐篷，不知怎么就钻到了那妇女的椅子底下。现在，猪在帐篷里钻来钻去，到处逃窜，拼命想要挣脱牢笼。最后我们救下了那位妇女，把椅子从猪背上拿下来，但整个会场已经被搞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

从1931年底到1932年初的整个冬天，我们的帐篷布道事工扩展到广西的四个城市。我们的布道团包括两名圣经售卖员、两名中国传道人和我本人。成千上万的人听到了救恩信息，其中许多人是首次听到。中国人这样渴慕神的话语，乃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许多人离弃黑暗，弃绝偶像，跟从了耶稣。

我们来到一个新镇子刚落成的大礼拜堂，打算在这里布道。两天前镇子遭到了土匪的突袭，因此在我们晚间布道会上，有军队驻守在在礼拜堂的前门，以防我们的人遭到袭击。一些军官还手拿步枪，坐在听众席上。夜复一夜，礼拜堂里座无虚席，挤满了认真聆听福音信息的听众，很多人接受了基督为救主和生命之主。

一群年轻的福音布道者从华北来到梧州。他们传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指出这是解决罪的唯一办法和救赎的希望。数百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重新恢复了与上帝的关系，并走出去寻找失丧的人。当时的祷告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这是我在中国从未见过的景象。承担大部分布道服事的布道家8，在一所美国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9学习期间加入了纽约的一间浸信会教会，经历了极荣耀的归信。他因此立即被学校宣布为疯子，送进了精神病院。三天后，他才被中国领事解救出来。现在他来到这里，为了把自己的同胞带到耶稣面前，他火热服事，身体几乎都累垮了。

一天傍晚时分，在南宁城墙东北角附近，我和因大信医生10正在在那里主持奋兴布道会。我跪下来祷告，开始感觉自己就像雅各在毗努伊勒与天使摔跤一样11。我在祷告中越是竭力争战，就越觉得不能放手，除非主用他的同在与能力充满我的心。那时，天国似乎真的降临，环绕着我，直到我的心被感动得流泪融化，我才知道被圣灵充满的真正含义。晚上崇拜的时间到了，我感到不是我在讲道，而是主借着我的口在宣讲。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能力。诚然，自从那次奇妙的黄昏祷告经历后，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

主就这样预备我，以面对即将发生在新会12的另一重要时刻。有消息传来，一场与错误神学立场的漫长争战和长期忍耐即将画上句号。在过去十四年令人心碎的漫长岁月中，我和妻子为了耶稣的缘故，一直在努力忍耐一个本应是朋友的人，承受他对我们工作的阻挠与反对。我在山间小溪旁与神独处时得到了确信，我们在这件事上的长久忍耐很快就会结束。在那个反对者——似乎以殉道者的姿态——离开中国之后，我回到梧州，在书房中我心里生出为他祷告的极大负担。求主让他在回到美国之前就痛哭流涕，认罪悔改。主向我保证这个祷告必蒙应允，平安便立即充满了我。

当这个弟兄到达罗马时，他真的痛哭流涕，向妻子承认了自己的罪。他给我们的宣教差会写了一封信，承认了所有对他的指责。他随信附上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用以弥补他在经济上亏付过的中国人。他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请求我原谅他对我犯下的过错，以及这十四年来对我所怀的恶意。我竭尽所能，给他回了一封最合乎基督徒样式的信。我告诉他，我希望我们能握手言和，在基督里如弟兄般同行，直到抵达天家。

又过了七年，我们准备动身返回美国休假。在我们启程之前，海外宣教差会秘书查尔斯·马德里13及夫人偕同韦瑟斯庞博士夫妇14，抵达中国进行考察。

1935年的那个星期，力约翰15在香港租了一艘船，带着我们——包括马德里夫妇和韦瑟斯庞夫妇，以及一大群中国浸信会信徒——去参观大襟岛麻风村16。那是一个欢乐的时刻，马德里博士一行与大襟浸信会135名麻风病肢体彼此问候致意，大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力约翰医生和夫人都是这个孤岛教会的成员，他带头扩建设施，为数百名麻风病人提供了安身之所。

1. 《国内外宣教禾场》Home and Foreign Fields

2. 路 14:23

3. Marian McNair Ray

4. Happy Valley Cemetery

5. 卡文特课程 the Calvert Course， 美国卡文特教育创建于1897年，致力于发掘孩子独有的天赋，并引导孩子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课程从学前班一直到高中。

6. 山德士医生Dr. J. R. Saunders

7. 露西亚小姐Lucille Saunders，山德士医生的女儿

8. 可以推测出这位布道家是著名的宋尚节牧师。

9.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纽约协和神学院，它是美国一所历史悠久且颇具影响力的神学研究生院。学院于1836年由长老会创办 。19世纪末以来，它成为美国基督教自由思想的重要中心，

10. 大信医生（Dr. P. H. Anderson）1907年来华，在桂林服事，曾任广州东山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校长。

11. 创32:24-32

12. 位于广东的小镇

13. 查尔斯马德里（Dr. Charles E. Maddry），美南浸信会海外宣教委员会(1933–44)执行秘书长, (1945–62)名誉秘书长。

14. 韦瑟斯庞博士 （Dr. Weatherspoon）, 1929-1959任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教授基督教伦理社会学，1959-1964教授讲道学，担任美南浸信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

15. 力约翰（John Lake），美南浸信会差会宣教士，广东台山大襟岛麻风医院筹建者之一。

16. 大襟岛，位于广东省台山市赤溪镇以南约14海里的海面上，在历史上曾是一处特殊的麻风病隔离与治疗中心，因此也被称为“麻风岛” 麻风病院于1927年由美国传教牧师力约翰及华侨梁耀东建立。在超过80年的时间里，这里共收治过约1500至2000名麻风病患者。2011年1月9日，岛上剩余的44名平均年龄75岁的康复者集体搬迁至广东东莞的麻风院（泗安麻风院），过上了老有所依的晚年生活，大襟岛作为麻风村的历史也就此画上句号。

第五章 重返美国，自驾游日本

1935年安息年期间，我们登上了一艘停泊在香港的挪威大型货轮，因为坐货轮比客轮经济实惠得多。船上只搭载八位乘客，我们全家就占了六位。在这任服事期间，我们的小家庭又增添了两位新成员：露易丝·爱伦1，当时六岁；另一位是玛丽·迪2，年方两岁。

船上的中国厨师第一顿给我们吃腌牛肉配卷心菜，下一顿是卷心菜配腌牛肉。这样吃了几天后，理太太只好屈身下厨。于是在接下来的航行中，我们的餐食就变得既美味可口，又令人心满意足。

一天清晨，日出之前，小女儿露易丝蹦蹦跳跳地跑上甲板，扯着嗓子大喊：“爸爸，我看到美国了！爸爸，我看到美国了！”

我们欢欢喜喜地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登陆，并取到了那辆正等着我们的新款福特 V-8 轿车。自从我们依依不舍地忍痛告别那辆忠心耿耿的 T 型福特后，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年多。

我们一家人坐在挂有折叠露营拖卡的新福特车里，穿过南加州的群山与沙漠，越过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炽热沙地，最终抵达德州西部的平原。我们风尘仆仆赶往母亲在德州布莱克镇的小家，一路欢声笑语。母亲站在大门口张开双臂欢迎我们。我想，我们将来进入天家时，情形大概也会如此吧。

我们在德州的阿马里洛镇租了一栋小房子。大卫和但以理已经上初中了，由于他们在海外游历广泛，因此受邀在全校师生面前讲述他们的经历。露易丝进入了她在美国的第一所学校，迫不及待地开始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离开宣教禾场时，通常会说：“等回到家，我要好好地休息。”但现在我换了一种说法：“当我渡过最后一条大河，到达人生终点时，我将坐在河边的树荫下，得享安息。”

我行色匆匆地跨越几个州，去参加美南浸信会年会。我还辗转于各州之间做演讲，展示我在中国拍摄的影片。

1935年圣诞节，母亲在西部的小家举行了理家的最后一次大聚会。我的五个弟弟——克劳德、唐、赫斯、戴夫和丹尼斯，以及妹妹普莱斯（妹妹琳恩在加州，不能参加），都带着家人安全抵达。很庆幸附近有一所校舍，我们把所有的男人和男孩都安排在那里过夜。虽然知道这将是我们在奶奶家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段满有荣耀和喜乐的时光。

第二年八月，我们这个小家庭再次挤进那辆带拖卡的福特车，去看望我的母亲，跟她做最后的道别，然后继续前往中国。母亲从不愿真正地与我们告别。我们启程后没多久，想起有东西落下了。我太太回去拿的时候，发现母亲正在衣帽间哭着说：“在有生之年，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理力善和他的家人了。”

我们驱车穿越德州西北部和新墨西哥州东北部。由于酷暑难耐，我们把湿毛巾顶在头上。随后我们进入科罗拉多州，往大西北挺进。

到了西雅图，我们把所有家当装上了一艘日本客轮。我偶然拿到一份由船运公司印制、没有注明日期的小册子。上面呼吁美国人携带私人汽车到日本旅游。快到日本时，我请求船上的事务长在靠岸后把我们的汽车运上码头。

我们的船按计划要在横滨3停留一周。于是，我带着那份小册子来到船运公司办公室，告诉工作人员说：“我们来了，并且按照贵公司文件上的号召，把车也带来了。现在我们准备自驾游览日本。”他们试图推脱，但我可不答应。我说他们是一家信誉良好的公司，希望他们不要食言。

他们派了一个员工去海关办理开车上岸事宜。光这个就花了一整天时间。我们还有许多难关要闯，其中包括五组警官的盘查，以及司机的路考——在他们眼里，我的美国驾照根本不管用。

办完一切手续，告别了帮助我的工作人员后，我开车飞奔到街上的加油站把油加满，还买了本《日本公路指南大全》，然后驾车回到船上。我太太和孩子们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晚饭后，我们把孩子们安置到车上，便沿着日本的公路一路疾驰。我们穿过许多海军基地，继续前行。夜深了我们才掉头返回横滨。虽然回到了城里，却找不到我们的船停泊在何处。由于我们对日语一窍不通，直到午夜过后才找到它。

第二天上午，船舱服务员为我们准备了足够吃一整天的午餐。我们万事俱备，准备再次踏上出发探险。

我们的第一站是镰仓4，那里有一尊巨大的佛像。我们拍了照，然后从佛像的侧门进入，沿着蜿蜒的楼梯，爬上佛像的头部。看到人们在祭坛上烧香，真令人感到悲哀。随后我们驱车前往镰仓著名的黑沙滩，在海浪中畅游嬉戏。

我们越往南走，路况就越糟糕。路上挤满了拉着两轮小拖车的日本自行车。人们对我们的汽车喇叭声充耳不闻，只顾着在路中间慢悠悠地骑车。在镇里遇到公共汽车或卡车时，我们不得不把车开到一边，小心翼翼地从商店的遮阳篷下滑过，或者干脆靠边停下，让其它车辆先行。更糟糕的是，我还必须遵守日本人靠左行驶的规则。夕阳西下，我们开上宫之下5山区的高处，可以远眺日本伟大的富士山。

我们开进一家美丽的度假酒店，享受清凉宜人的山风。我们一直在那里待到午夜过后，以便能避开拥堵，在空旷的公路上返回横滨。孩子们还在那里看到了尾羽长达12英尺的公鸡。

孩子们已经在车上酣然入睡，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从那座孤山的高处盘旋而下。又回到公路后，我们都长舒一口气，然后一路向横滨的轮船方向驶去。突然，一道刺眼的强光迎面而来，直射我们的脸！是行军中的日本军队。一辆接一辆的卡车，涂着全套的战时伪装！所有的司机都在叫嚷着：停车，投降，否则就杀头。他们喊得越大声，我反而开得越快。一个日本军官开着一辆甲壳虫式的小车拦在我们前面，我只好停下来。他下了车，冲到我们跟前，嘴里叽里呱啦说着日语，并示意我们掉头，从原路返回。我指着前方不停地大喊“横滨，横滨，横滨！”他也指着另一个方向，不停地大叫。这时后面又来了一辆车，他走过去查看，最后示意我们朝想去的方向开走。当回到轮船停靠的码头时，我们如释重负。带着孩子们在日本黑沙滩海浪中嬉戏的影片，以及胶卷盒里存放的静物照片，我们准备在下一个港口神户6进行新一轮的冒险之旅。

神户是这艘船的终点港，我们需要下船入住一家酒店，等待船运公司准备好另一艘船前往香港。其他宣教士告诉我们，由于乘坐的是旅游经济舱，我们会被安排在神户的一家二流日式旅馆。我回答说，我要申请入住托尔大酒店。这家酒店由法国人经营，是神户最豪华的一家。当船在神户靠岸时，一位红头发的法国人在头等舱甲板上迎接我们。我穿着我最好的蓝色精纺布西装，头戴一顶硕大的牛仔帽，我太太和孩子们也穿着他们最体面的衣服。我告诉这位代表声名赫赫的托尔大酒店的法国人，我和家人想在他们酒店小住一个星期，费用由船运公司承担。他说船运公司的经理很快就会上船，他会向经理提出这个请求。

不一会儿，一个看起来很有来头的小个子家伙跳上船跳板。法国佬用日语向他介绍我们。我不知道那法国人是说我们拥有半个德州，还是只拥有五分之二。总之经理先生只看了我们一眼，就说“OK，OK，非常 OK。”我们的私人行李被迅速拉下船，送往严苛的海关检查处。

一位自命不凡的小个子官员在负责检查，他急不可耐地想把他灵活的手指探进我们行李的每个缝隙和角落。不巧，行李中的一个软木瓶塞松了，瓶里的蜂蜜和杏仁霜流出来，洒落在衣服上。这位官员将手指深深地插入那摊黏液中。当他把手抽出来，看到黏糊糊的东西粘在手上时，顿时脸色大变，惊恐万状，生怕是粘上了某种污染物或不洁之物。（我们当时都忍住没笑，但后来笑岔了！）对我们行李的检查就这样戛然而止。

在托尔酒店，我们住进了最好的房间，里面布置有松软的床铺，以及为家庭预备的各种配套设施。当我们出现在餐厅时，会有衣着讲究的日本女仆为孩子们提供日本最美味的食物。整整一周，我们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然而，当阅读日本报纸时，我们清楚地看到战争的阴云正在升起。日本正在预备攻打中国。我们极其迫切地想要离开日本，回到我们的宣教禾场上。

1. Lois Ellen

2. Mary Dee

3. 横滨Yokohama，位于东京以南约30公里处，是日本最大的国际港口城市，也是日本人口第二多的城市。

4. 镰仓Kamakura，被誉为日本“中世纪的首都”，拥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寺庙和神社。

5. 大概是日本箱根的宫之下，以温泉著称。

6. 神户Kobe，位于日本本州西部的兵库县，是日本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

第六章 穿越封锁线

到了上海，我们把两个儿子大卫和但以理送上了开往长江上游的轮船。他们将沿江而上，登岸后转进山里，前往牯岭镇就读一所美国学校。我们经由香港到达梧州，随后卸下福特V8型轿车，开始了在中国的新式旅行。以前我出行要先坐船，然后徒步翻山越岭好几英里。现在汽车公路已经建成，我们可以把福音带到广西许多从前无法到达的新地方了。

我把装备放上汽车和行李拖车，开始了一次漫长的乡村旅行。同行的有我们的资深宣教士牧冕女士1，而这是她最后一次宣教之旅。还有一位新来的宣教士，佐治亚州的顾贞慈姑娘2，这是她的首次宣教服侍。此外，还有陶（米利暗）姑娘和一位男厨工。

日本人在 1937 年夏天侵略中国，战事爆发。中国原先互相混战的地方军阀，迅速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侵略者。很快地，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梧州。梧州没有足够的防空设施，因此大批民众涌向思达公医院避难。这座五层楼高的医院由钢筋水泥和砖块建成，是整个梧州城最安全的地方。

第一次大空袭期间，我和太太带着两个小女儿（露易丝7岁，玛丽迪3岁）也到医院避难。我们起初以为，露易丝年龄大，要懂事一些，不至于太过害怕，而玛丽迪可能会吓得够呛。可是当日本轰炸机开始全速俯冲，投下致命炸弹时，结果却恰恰相反：露易丝搂着母亲的脖子，又尖叫又祷告，而玛丽迪却在心满意足地啃着她的红苹果。我估计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好几年。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太太和女儿们送到香港附近长洲岛的一栋小房子里，然后独自返回梧州。

日本人封锁了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切断了所有药品和其它必需品的供应。我知道如果没有补给，我们的医院就无法继续正常运作，于是就决定冒险闯越日本的封锁线——这是一次九死一生的行动。

在距离梧州下游约100英里的地方，我下了船，在肇庆附近上岸，准备坐巴士从陆路南下。在候车的时候，我们遭到了日本飞机炸弹和机枪的轰炸扫射。候车乘客和士兵们四处逃窜，寻找藏身之处。我跳进旁边的一条排水沟里，直挺挺地躺着，想把自己藏在沟边垂下来的大片草丛下。我可不喜欢别人发现我的尸体时，背上全是子弹窟窿眼，所以我仰面平躺在那里。飞机就像一个个红眼大恶魔，咆哮着冲向我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把你干掉！”接着它们呼啸着从我头顶掠过，掉头向上爬升，绕一圈后，从另一个方向俯冲下来，直扑向我，继续喷射致命的子弹。它们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扫射，简直没完没了。我不停地向上帝恳切许愿，求他能把我从这死亡的威胁中拯救出来。我听到附近竹丛中传来一位军官对他手下士兵说的话：“坚持住，别动。”就在这时，一架飞机转过头来，直冲向我藏身的水沟，喷射着死亡的气息。我心想：“这下我死定了——从头到脚千疮百孔！”但它并没有击中我，不久后就飞走了。

那边停着一辆大巴，大胖子司机回来后就跳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开走了，没有一个人来得及上车。当另一辆大巴终于到达时，许多人像草原土拨鼠钻地洞一般，蜂拥而入。实在挤不进去了，剩下的人就开始爬上巴士的两侧。他们把脚从车窗伸进去，再把头挤进去，身体的其余部分就悬挂在车外。那辆超载两倍的巴士摇摇晃晃地开走了。我宁愿冒险死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下，也不愿被闷死在巴士里。最后，我们剩下的一些人包租了一辆车出发。日落时分，我们到达一个小镇，在那里另外租了一辆私家车。汽车火速将我们送到一个地方，搭上了一艘大型中国客运拖船。天刚破晓，我们下了船，换乘舢板，沿着一条长长的运河，穿过平坦的稻田地带，向葡萄牙殖民地澳门驶去。就在前一天，日本鬼子的飞机在这里用机关枪射杀了许多人。我们都心急火燎地想在更多敌机到来前逃离这片区域。然而在运河上游较远的地方，一艘满载砖块的大船横着搁浅在运河上，拦住了后面的许多船只，以及船上数百名群情激动、惊恐万分的乘客。我和同船的两名乘客下了船，沿着岸边的小路往前走。走过搁浅的大船，我们雇了一艘小船。太阳出来了，我们疯狂地朝梦寐以求的避难所澳门划去。我抄起船桨，向他们展示了宣教士炉火纯青的划船技术。整整一天，我们马不停蹄地在运河、小溪，以及河流的泥水中奋力划行，双眼时刻警惕地扫视着地平线上是否有敌军杀手正在靠近。在烈日炎炎之下，经过许多小时腰酸背痛的划行，我们的小舢板终于离安全更近了。看到夕阳西沉，是多么令人欣慰！天黑下来，不仅天气变凉爽了，而且日本鬼子也找不到我们了。我们继续向前划行，直到看见澳门岸边华灯闪烁。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天后，就是天堂的璀璨灯光也未必比澳门的点点灯火更让我精神振奋，欢欣鼓舞！在澳门我登上了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然后乘渡船前往长洲岛，与久候的家人幸福团聚！

在香港，我计划穿越日本封锁线返回中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人缠着我，请求跟我一起走。我告诉他们，我不能保证任何人的安全，甚至也不能保证我自己和货物的安全。我召集的一行人包括12位中国女士，她们中间有教师也有学生，队伍中还有一位中国牧师及家人、两位从希特勒魔爪下逃脱的德国医生、一位英国红十字会护士，以及一位美国大胖子。他为了写书专程来中国体验生活，这次可真是如愿以偿了！

我们在澳门将所有货物和行李装上两艘中国帆船。微风拂面，我们的船开出港口，朝着正在下沉的夕阳驶去。

要从澳门到中国大陆，必须穿越公海。在我们面前只有两个极其危险的选择——如果我们想白天渡海，就会被日本海军拦截追击；如果我们尝试晚上渡海，就会被中国海盗盯上。最后我们决定冒被海盗拦截的风险。

天快黑时，一艘狭长的小船径直朝我们冲过来，船上坐满了人，都在默默地划桨。他们说是来收“保护费”的。我们付了钱，没有多问一句话！（我们根本搞不清楚他们的保护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我们继续航行，随后看到另一艘长船，上面坐着更多不声不响的人，他们把桨缓缓地浸入海水中，船上还架着两把枪。只要想到他们轻轻地扣动扳机，子弹就会在你脸上开花，这足以让你的血压飙升，居高不降，即使你发软的双膝恨不得立刻瘫倒下来！我们付了钱，在月光粼粼的海面上继续行驶了两个小时。

又一群默不作声的人划着长船过来了，他们的首领坐在船头，试图同时将目光锁定在脚下的两支大枪管上。他们胃口更大！赶紧拿出五百元港币买路钱，快点！更快点！我试图跟那位发言人讲道理，说我们已经付过钱了。他对我说：“你看到那边岛上的灯光了吗？如果不立马付钱，我就把你们的船和所有的人都带过去。我们家族有四百号人在那里等着呢！”“哦，好的，先生，等我把钱收齐，马上给你钱。”我转向同行的人。“伙计们，你们都听到了吧，我们要尽快凑齐五百港币！”这是我有生以来收钱最快的一次——中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掏出了冷冰冰的现金。我们再次付了钱，继续航行。我们哪里还需要什么扇子降温，倒是需要块拖把布来擦擦我们苍老额头上冒出的冷汗。

两个小时过后，又有一群人悄无声息地向我们划来。这一次，其中一名德国医生准备反抗，但我这里我说了算，所以我们又付了钱，继续航行了两个小时。接下来遇到的一群人则完全不同了，他们一拥而上，跳上我们绑在一起的船，开始抢夺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当他们发现有些女孩把绿钞票卷在头发里时，就开始抢劫女孩子，抓着她们的头发抢钱，什么都抢。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个子老师，双拳紧握，两眼冒火。我走过去想要安抚她，这时一个瘦长的家伙用枪管捅了捅我的肋骨，大叫着让我回到另一条船上去。最后，除了损失金钱外，我们一行人仍然完好无损，继续航行。

日出时分，我们到达一个有中国军队驻守的岛屿，所有人都如释重负，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我们还得渡过一条有日本海军舰艇巡逻的大河。我身上的钱被抢得一分不剩，但那批珍贵的药品还完好无损，我随身携带着毕济时医生的行李也还在。（毕济时医生刚从美国回来，他选择乘飞机去梧州。）

我们决定雇用中国农民的运河长船。我们用稻草盖好药品和行李，并为船夫和货物祷告，让船先行渡过大河，驶往中国大陆。

一直等到午夜过后，我们才把船推到月光粼粼的河面。能否成功过河，一小时内就会见分晓。我们驶过一英里宽的河面，来到通往大陆的运河口。就在这时，突然有士兵从黑暗处走出来，喊道：“停下！什么人？”（来的是为日本鬼子卖命的汉奸），他们接着说：“抛锚停下，等天亮再说。”女孩子们都很担心，害怕这些汉奸会把她们交给日本人。她们都清楚，与其落入四处劫掠的日本鬼子手中，还不如被割喉扔进河里。

天亮后，我劝那位讲粤语的头目给我们放行，因为我们既没钱也没货（他不知道我们的货船已经先行过河了）。他见无利可图，终于让我们继续前行了。我们穿过运河，大约上午11点左右来到了一个村庄，看见我们的货船正在岸边等着呢！我们把行李和医疗用品重新装上帆船，向内陆行进。当听到鬼子飞机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船靠岸藏起来，人也都躲起来。

我们一路提心吊胆，最后抵达水路的终点。在一个中国军队驻扎的小镇，我们下了船，卸下货物。驻军指挥官在得知我们的任务后，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第二天，他征集了大约一百人，把我们的货物从陆路运到一个可以搭乘轮船、前往梧州的地方。

坐上开往梧州的大轮船，我们内心的恐惧和焦虑渐渐消失了。年轻的女士们在肇庆上了岸，因为这里离她们的家很近了。又过了一天，我们在梧州顺利靠岸，所有货物和人员都完好无损，安全无恙。当亲眼看到这些医疗物资从大门抬进医院时，那对我而言，真是无比喜乐的时刻！

1. 牧冕女士（Mollie McMinn），1889年来华，曾在梧州和石墟服事，参与妇女和学校工作。

2. 顾贞慈姑娘（Jessie Green），1936年来华，曾在梧州和蒙江服事。

第七章 空袭死里逃生，再次穿越封锁线

一年多以后，我登上一艘中国拖船，准备再次顺流而下，前往香港。顾贞慈姑娘和另外两位基督徒女士也在同一艘船上。就在拖船即将启程前，空袭警报突然响起了。我们来不及跑到医院后山下面的防空洞，除了原地等待和祷告，别无他法。十八架日本轰炸机在河面上和城市上空来回咆哮。炸弹在我们四周不断爆炸，船上的一切都被炸得支离破碎。船舷被炸得向内凹陷，船顶坍落，甲板被炸得向上翻起，碎玻璃和碎木片到处飞溅，仿佛一个巨人在把我们砸成粉碎。我们周围不断地有人在死去。随着最后一颗炸弹落下，飞机轰鸣着飞走了。我决定站起来查看情况。从船后窗望去，我看到又有九架飞机翼尖相接地从河面上并排飞过来。三位姊妹正俯伏在地，呼求主的怜悯，用不着任何邀请，我立刻返回加入她们祷告的行列。我把一个行李袋顶在头上，希望它能挡住炸弹碎片。随后我就只能俯伏在地，发出这样的祷告：“主啊，如果你还需要我在这世上继续做工，请不要让这些炸弹夺去我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我的神经接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我们能听到炸弹穿过空气，径直朝我们呼啸而来。我们只能绷紧身体，感觉随时都会被炸成碎片。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我睁开眼，发现我的脸离甲板只有8到10英寸远，正对着一个中国姊妹的后脑勺。她对我们的祷告充满信心，为了保证安全，就把脑袋藏到了我的头下面。她的信心得到了印证——她真的毫发无损！

飞机轰鸣着飞走了。我站起身，走到外面再次查看。眼前所有的一切都在燃烧——城市、岸边所有船只和建筑。巨大的趸船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球。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是正在燃烧下沉的船只，人的残肢断臂四处散落。大批民众淹死在汹涌的河水中。从码头通往岸边的所有通道都被炸飞了。我们的船在几分钟内也会变成燃烧的地狱。“快出来！”我对顾贞慈姑娘、陶姑娘和另一位女基督徒喊道。她们都没有受伤。趁着她们跑过来的空档，我抓起新买的摩托车扔进河里，希望渔民们以后能够帮我找到它。

两位女士会一点游泳，另外一位是旱鸭子。下游有一艘尚未着火的趸船，被巨大的锚链牢牢固定着。我跳下河，往这个目标游去，陶小姐紧紧跟在我后面。她一浮出水面就一把抓住我，等我把她拖到下游的锚链上，才发现我的衬衫前襟已经被她把抓成了碎片。我把顾贞慈姑娘也拖到了锚链上。另一个中国姊妹也跳下河，当她浮上来时，我只能看到她的两只小脚在乱踢。我抓住她，把她的脸托出水面。湍急的河水把我们快速冲向下游，我奋力伸出右手，抓住了连着趸船的最后一根锚链，把几乎溺水的姊妹拽了上去。

我接着向岸边游去，但已经精疲力竭，感觉自己好像要沉入水底了。突然我想起还可以漂浮，于是用力深吸了一口气，像一只鼓胀的青蛙一样浮在水面，顺流而下。我漂到一艘小船旁边，船上站着一个人，正在划船逆流而上。船上的两个女孩尖叫起来，因为她们以为我会把她们的舢板弄翻，淹死她们。然而，我只抓住了船舷。他们把我拖到了河的南岸，放到一艘大帆船的宽大舵片上。我就待在那里，直到海关的汽艇来营救我。我们迅速渡过河，回到已成一片火海的城市。但在我最后一次见到陶姑娘的那个大趸船附近，却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趸船已经变成了一座烈焰熊熊的火山。我们乘坐的中式小船已经被大火吞没，一同烧毁的还有我们的行李、摄影机和钱。

汽艇顺流而下，接上了顾贞慈姑娘和小个子姊妹。上岸后，我搀着顾姑娘的手，扶着她往前走。我们的鞋子全没了，都光着脚。她恳求道：“理先生，你能不能问那个中国人借他的外套给我穿一下？”（她的外衣掉在河里了）。我回答说：“别担心，姊妹，没有人在看你。人们眼里只有烈火、死亡和毁灭。”

我们回到宣教驻地大院，敬爱的华理士医生1正在医院门口迎接我们。“牧师，”他说，“今天鬼子们的袭击实在是太惨烈了。”（华理士医生总喜欢叫我“牧师”）。他的手术服从下巴到双脚，都沾满了血渍。

我们回到河边继续寻找陶姑娘。她大约两周前做了一个大手术，我们以为她肯定已经不幸遇难了。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她不仅活着，而且状态很好，正由一位来自广州浸信会的中国基督徒士兵照顾着。主实在看顾属他的子民！

思达公医院五楼的钢筋水泥屋顶被炸出许多大洞。门铰链被炸断了；窗户玻璃碎片洒满了地板；到处都是垃圾、碎石膏和泥土。放眼望去，四处都躺着伤痕累累、肢离破碎、鲜血淋漓的男女老幼。每张病床上都躺着伤员，每层楼的走廊上都躺着不同年龄和体型的受难者，在那里无助、呻吟、流血——许多人奄奄一息。在手术室里，华理士医生带着他忠实的护士和医生们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手术、缝合、包扎和安抚，尽可能快地为伤者提供治疗。整个地方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屠宰场，而不是医院。街对面宏道女学堂的火还没有扑灭，人们刻不容缓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当我在医院大厅来回穿梭，经过这些被残害的人群时，他们的亲人恳求我给他们打针来减轻疼痛。我只能回答说，医生和护士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竭尽全力地工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躺在冰冷水泥地上的小女孩。一颗弹头撕裂了她天真无邪的小脸；她双颊上的血色正在褪去，生命随着地板上蜿蜒流淌的红色小溪中渐渐消逝。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来到地下室，查看太平间（停放尸体的地方）。万籁俱寂，死神正盛气凌人地坐在那里，得意忘形地冲着我笑！没错，他在这里掌权，带走了躺在这里的38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我再次启程，沿西江南下前往香港。在肇庆下游很远地方，我抵达珠江三角洲地带，搭乘一艘小汽艇前往新圩。同船有一位要去澳门的中国人，他没有拿任何行李，而我提着两个行李箱。下船后，他领着我穿过数英里平坦的稻田，来到新圩郊区。他把日本鬼子的哨所指给我看，带我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和后街，进入城市。我们来到一条小街，走进一家中国商店，我的新朋友帮我雇了一个扛行李的苦力。他告诉我，拐角处就是铁丝网路障和日本人的岗哨。他还想让我把身上的卡其布军装脱下，换上便装，但我没听他的。我告诉他，如果我不幸被日本人抓走，千万不要让人知道他见过我，因为我不想让他惹上麻烦。果然，日本哨兵就站在那里。我的苦力扛着行李走在前面。我迅速地向哨兵敬了一个军礼，哨兵没有拦我，反而向我立正，来福枪笔直地立在他胸前。我心想：“小子，在我穿过铁丝网之前，你可千万别动，一切就平安无事了。”他真的纹丝不动。

在路障里面，日本卫兵正在和中国翻译玩牌什么的。我干净利落地敬了个礼，目不斜视，径直地往前走。中国翻译笑着用英语回答：“太好了，太好了。”我心想：是的，只要你们呆在原地，让我继续前行，那就太好了。他们果然没有什么动作，我就继续往前走了。

在汽车站的拐角处，我把中国钱换成了日元，然后上了汽车，前往江门。同车一个好奇的小日本兵想知道我是谁。我用英语告诉他我是美国人。他没听懂，我又用中文告诉他，他还是不明白。最后，我请一位乘客用中文写下：我是美国人。他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晃来晃去地重复着：“米国人，米国人，米国人。”看到他这么友好，我也很开心。

我们来到一座铁桥前。所有乘客都被赶下车，在汽车前面走过桥。中国警察和日本士兵在检查乘客和行李，但我轻松地绕过他们往前走。汽车开过来了，小日本兵开始解释：“照相机，照相机，照相机”，然后很快把检查的士兵推到一边，迅速地合上了我的箱子盖，向汽车司机宣布“检查完毕，安全通行”。中国乘客蜂拥着挤上了汽车，大家心情愉快地再次出发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战争时期，日本人一听到“照相机”三个字就会高度警惕。这就好像你把手指放在引信上，向士兵展示一枚随时会爆炸的手榴弹一样危险。

一到江门街头，我们就开始四处寻找旅馆落脚。这一路上，我们安然无恙地通过了重重关卡，没有受到过任何盘查，也从未被要求出示身份证明或护照，现在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卫兵了。我的中国朋友之前一直谨慎地和我保持距离，现在他觉得方便了，便和我投宿同一家旅馆里。第二天一大早，他来悄悄告诉我，日本军方已经下令禁止所有船只离开江门，所以这里挤满了想尽办法要离开中国的美籍华人。他还向我展示了藏在上衣领口缝隙里的港币，他的口袋里和外套里层别着的全是各种日本通行证。他可以畅通无阻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而且似乎对日本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

我决定去日本军事司令部走一趟，请求搭乘他们的飞机或军舰去澳门。他们叫来速记员，对我进行了一次彻底而严苛的军事审讯。他们想知道我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他们的城市里，以及是如何穿过中国前线的。最后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中国人一见我是美国人，他们就说，“朋友，请通行。”

可是那些聪明的日本人却没有问我是怎么通过他们的封锁线的。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关于中国人的情报，但我实在一无所知。后来他们在我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收据副本，那是一年前我写给日本驻香港领事的。他们惊讶得眼睛都瞪快出来了，因为收据显示日本领事居然付给我700元港币！那是在上次日本空袭中，我被炮弹炸到河里，行李和相机都被烧毁之后，我亲自去到日本领事馆要求赔偿损失。当时日本领事回答说，“赔钱可不是我们做事的方式。”

“你们想继续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吗？如果你不赔偿我的损失，我肯定会把这件事公之于众。”我表现得好像如果他不立马付钱，全美国人都会跳出来帮我一样。

他想了一下说：“你在这里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带着七百元回来了，并要我写张收据。我高高兴兴地给他写了收据，还保留了完整的副本，以免日后落下什么话柄。

审讯者们来了兴致，问我“这张收据是什么意思？”圣经告诉我们，当被带到在上掌权者面前时，圣灵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我回答说：“先生们，这是尊敬的日本领事和我之间高度私密的事情，因此，恕我无可奉告。”在这之前，他们还怀疑我是中国或美国的间谍，现在却更加糊涂了。既然他们自己的政府给了我那么多钱，我更可能是为日本工作的间谍。他们决定先把我扣留下来，等到与日本政府商议后再处理。他们把我带到当地最好的中国酒店，为我订了一套房间，并告诉酒店经理，账单记在日本政府账上。他们告诉我哪些地方严禁出入，然后就留下我一个人，离开了。

几天后，我决定试探一下他们对我的监视有多严密。于是我从一个中国人那里租了一辆自行车，朝五英里外宣教士的住所骑去，没有人拦我。我来到一座由中国警察和日本士兵把守的桥上，潇洒地向哨兵敬了个礼，坚定地望着前方，俨然一副统管全局的架势，然后继续向前骑去。

在加拿大宣教会医院里，见到我的宣教士们都很惊讶。他们不知道我就在附近，而且他们和附近的天主教主教都被禁止出门。喝完茶，亲切地交谈了一番后，我说：“我最好还是回酒店了。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的。要是桥上换了守卫，我无法回到城里该怎么办呢？”我决定像出来时一样大胆地返回。到了桥上，果不其然换了新的哨兵。不过，我又干脆利落地敬了个礼，就有点忐忑地从毫无戒备的哨兵身边骑过去，回到了我的“旅馆”监狱。

我私下派人去通知美国驻香港和广州的领事。当驻广州领事得知我被日本人囚禁在江门时，他非常震怒，开始对日本领事大施压力。“居然把一个美国人当作俘虏关押，还对我们隐瞒消息！”日本宪兵队长在天亮前开着私家车秘密来到酒店，把我送到最早一班发往广州的船上。我们一到那里，军官们就匆忙跑上岸，把我一个人丢在船上。我很生气，就找到日本船长，告诉他既然日本人把我当作囚犯，就应该把我移交给美国领事馆。随后我被送上一艘美国军舰，前往香港。我就这样结束了与侵华日军的纠葛。赞美上帝！他把我平安地拯救出来，并且垂听了我的许多祷告。

1940年12月，我从梧州抵达香港后，立即前往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为太太和四个孩子预订了1941年1月初回国的船票。我们的两个儿子是从中国庐山牯岭战区逃亡出来的。他们先在九龙的英国学校上学，最近又到了长洲岛的美国学校，11岁的露易丝也是那里的学生。

得知我已经为他们订好了回国的船票，我太太表示想等到我正常休假时再一起回去。

“不行！”我坚持说，“日本和美国之间迟早会爆发战争。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战争一旦爆发，我希望你和孩子们都能安然无恙地呆在德州。我自己会尽力躲避炸弹，但我绝不可能帮你们所有人躲开炸弹。”

轮船启航的日子到了，我和家人郑重道别，看着船渐渐远去，我们彼此相隔的海面慢慢变宽。美国学校在最后时刻做了决定，也搭乘同一艘船离开中国。孩子们在拥挤不堪、如同难民的条件下继续上课，这是多么快乐的旅行啊！然而，也伴随着哀伤，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再也看不到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了。

我把长洲岛的小房子锁上门，我感觉这里再也不会是我们的家了。然后，我沿着蜿蜒的小路走向开往香港的渡轮。在香港，我最后一次购买了一批食品和医疗用品，打算尝试再次穿过日本的封锁线，返回梧州。我把所有的补给品都安全装上船后，来到船票上指定的客舱一看，发现售票处已经把另一铺位卖给了一位家住梧州的海关官员的妻子。我找到乘务长，要求调换客舱，他说我可以去上层甲板的餐厅。然而，餐厅里已经盘踞着三个日本军官了。

这些鬼鬼祟祟的军官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的两百多包医疗用品和食品。无可否认，这些都是我的，因为上面清楚地写着我的名字。日本人在公海上无权干涉，但我不知道到湛江后他们会有什么行动。我故意没有在船货清单上登记我的货物，这样船一靠岸，我就可以马上自由卸货了。和我一起上船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偷运高手，我雇他来帮忙。船一靠岸他就抢先上岸，立即为我雇了两艘大帆船和一群苦力。苦力们上了船，开始把我的货物从船舷扔进帆船里，速度之快仿佛船着火了一样。当帆船一靠岸，苦力们就扛着货物向仓库跑去。我的助手很快开来一辆大卡车，把剩下的货物高高堆在了车上。最后一捆货一搬上卡车，我们就全速前进，开到浸信会宣教驻地高墙大院内的一个车库，车库门被迅速锁上，然后大家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不慌不忙地离开了。

天黑后，藏在城里的那些货物也被运到了我们的驻地大院。第二天天刚亮，我们的货车就驶上公路，后面跟着一辆旅行车，车上载着我们的中国女医生和其他人。当哨兵拦住我们时，我让他们去找旅行车的司机谈。当他们转身去找后面司机谈话时，我让卡车司机猛踩油门往前冲。由于卫兵是步行的，我们便一溜烟逃向八英里外的边境小镇。到了那里，我们迅速把所有东西卸下来，藏进一座小教堂，然后关上大门。当天晚上，我找到一个苦力老板，雇佣了足够多的苦力，让他们用三天时间，徒步运送我的整批货物。

当晚我去广州湾散步，那里正好是法租界和中国的交界处，没想到竟然遇到了之前同船舱的日本军官！他们想知道我是否打算进中国大陆。我回答说，也许有一天会尝试一下。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的苦力队伍就穿戴、装载、准备妥当。我一声令下，他们就列队出发了。我们无法走公路，因为那里已经被铁丝网和日本鬼子封锁了。苦力老板知道一条秘密通道，但要先穿过一座一英尺宽的石桥。只要过了那座桥，我们就能进入中国境内，就安全了。我骑着自行车跟在队伍后面，当最后一个苦力通过石桥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对天父的感激和赞美，感谢他指引和保护了这批珍贵的医疗用品。

四天来，苦力们扛着沉重的货物在大雨和红泥中缓慢前行，穿过丘陵和平原。好几次，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躲避日本飞机的机枪扫射。到了玉林附近，我骑车走在苦力队伍前面。进了城门，我往教堂方向走去，希望能在那里找到水喝。我还没走多远，空袭就来了。人们四散奔逃，一群人涌向城外的开阔地。我也跟着跑，跑到了离城大约半英里远的竹丛下，猛地钻了进去。日本飞机在小镇上方低空扫射，然后直接从我头顶飞过。害怕吗？当然了，怎么会不怕呢？

第二天，我们到达西江边的贵县（今贵港）。我把所有货物都装上了一艘由蒸汽船带动的大拖船。那天晚上，我睡在靠窗的铺位上，窗户约14英寸见方。一整夜北风呼啸，吹过我的膝盖，但我已经精疲力竭，浑然不觉。第二天，我们遭遇了几次空袭。每次船都要靠岸，乘客们要跑上岸，躲在山丘和沟壑之间。每次逃跑的时候，我的一边膝盖就“咔咔”作响，好像要断了一样。此后多年，我的膝盖一直疼痛难忍，走起路来就像就像瘸了一条腿的人。不过我终于带着最后一批药品安全抵达梧州，真是太令人欢喜了！

回到梧州后，重建宏道女学堂的重任落在我身上，多年前正是由我一手创建了这所学校。我们重新盖了屋顶，修复了门窗，更换了一些课桌和床铺。学校重新开学，一如既往地培训年轻女性参与服事。

在经历了日军的大轰炸之后，大约三分之一的梧州城被摧毁，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忍饥挨饿。我们在浸信会教堂后面搭建了几个大型施粥处，用米和蔬菜煮成粥汤。人们在医院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苦力们沿着队伍一次分发十加仑的粥汤。教会同工给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舀上满满一勺。后来我又在自家后院建起了一个大型施粥处，为那些一无所有、受苦受难、饥肠辘辘的人们煮了成吨成吨的大米。

珍珠港事件后，香港也随即落入日寇手中。当时，我们急需磺胺类药物，于是华理士医生派我去桂林找药，来回需要十天时间。我找到了一瓶磺胺噻唑，共一千片，耗资3,250美元——我们梧州医院里那些痛苦不堪的病人就靠它来救命了。那段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在一次大空袭后，华理士医生和他忠实的医生护士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做手术，他甚至都不愿意停下来吃口饭。天黑以后，我拿了一些牛奶，坚持让他喝下去。如果有需要，这些中国医生和护士们都心甘情愿为这位伟大的外科医生献出生命，难怪梧州的民众全都对他爱戴有加。

由于食物极度匮乏，而且质量低劣，我的牙齿状况越来越差。一位对细菌不甚了解的中国牙医给我镶了一颗牙冠，我的脸很快就肿了起来，像是一边塞了个气球。华理士医生帮我取下了牙冠，最后只好把这颗坏牙齿拔掉了。

后来，我的舌头开始肿胀，上面出现了小红点。华理士医生说，“牧师，立即动身回美国找点吃的吧，你快要饿死了。”

我真不想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但如果我会饿死在他手上，那最好还是走吧。我离开美国已经八年，而且差不多有五年没有见到家人了。犹豫再三，我打算离开我深爱的梧州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我的家。

1. 华理士医生（Dr. Wiliam Wallace）美南浸信会医疗宣教士。于1908年1月17日生于美国田纳西州诺斯威尔城(Knoxville)，27岁时被派到中国医疗宣教，在广西梧州思达医院以其高超的医术，服务当地人民16年。在毕济时院长去支援桂林的浸信会医院时，华理士担负起思达医院院长的职务。1950年底以间谍特务罪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两个月后，于1951年2月被迫害致死在狱中，年仅43岁

第八章 搭便车回美国

现在，离开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坐飞机，所以我相应地缩减了行李，但不能丢下摄影机和胶片。我有一件巨大的夹克，从脖子到膝盖，前后左右都有大口袋，我可以把每卷长达四百英尺的胶片罐装进这些口袋里。当然，我只有在登机时才会穿上这件巨型夹克。

当我乘船逆流而上驶向桂林时，一群基督徒站在河岸上，挥舞着手帕，唱着“天父保佑你”的诗歌。

在拥挤不堪的拖船和惊险的火车上折腾了几天后，我安全抵达桂林。在柳州搭火车时，我遇到一群刚从印度飞过来的宣教士，其中有梁明理牧师1、顾贞慈姑娘和史玉兰2。我把露营装备送给了他们。

在桂林，日军正在从东面逼近，许多人都忙着在日军进城之前向西逃亡。高赐恩夫人3不幸得了肺炎。毕济时医生警告说，如果她的另一肺叶也受到感染，后果将不堪设想。敌人离桂林越来越近，如果高赐恩夫人的病情恶化，就不可能带她离开。高赐恩夫妇决定按照使徒雅各在圣经中的指示（雅5:14）去做。他们捎信给宣教士和相信为病人祷告的中国基督徒，让他们当天下午到家里来。有两位宣教士和两位中国弟兄过来了。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当晚高赐恩夫人的高烧退了。第二天，美国空军用飞机把她送到昆明的一家陆军医院。她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直到康复，能够与丈夫和孩子们一起回美国。

这时，日军离桂林已经近在咫尺了。毕济时医生和夫人坐飞机飞往昆明。我和尼克尔斯弟兄4是唯一还在桂林的美国浸信会信徒。我们将浸信会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了美国陆军，我还把《日本公路指南大全》送给了陆军情报局。尼科尔斯弟兄决定乘飞机离开，而我选择坐火车走。

在桂林火车站，月台上堆满了行李，形成了约有五十英尺长，十二英尺高的巨型堆。一些乘客挤在车厢台阶上，另一些人则爬到车厢顶上。有人把桌子放在锅炉顶上，有人把自行车和其它物品绑在车厢外面，还有人把自己的家当堆在机车排障器上，火车开动时，就紧紧抓住不放。在柳州，我们搭上了一列开往西北方向的混合列车。当火车高速穿过石头山的第一个隧道时，一些坐在车厢顶上的乘客就被活活刮死了。

在火车上极其恐怖的五天里，我极度疲乏想睡觉。我的同伴站起身，让我可以平躺在仅够两个人坐的座位上，将脚伸出狭小的车窗外。我的双脚随时有被撞掉的危险，可是当人精疲力竭到一定程度时，他往往会不顾真正的危险而铤而走险。

我们下了火车，冲上一辆正要开往贵阳的中国军用卡车，那是我们的下一站。我们四名宣教士——其中一位是英国女士——被挤在卡车后部，坐在为数不多的行李上。我们向卡车司机付了两天的天价车费，因为有车轮载着我们滚动总比被困在山里要好得多。有很多次，当卡车在悬崖峭壁上摇摇晃晃行驶时，我们都在想，下一刻会不会坠入那些崎岖不平的谷底。还有些时候，卡车会在陡峭的山坡上死火，而再次发动引擎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卡车向后滑行，然后突然挂上前进挡——而我们还得忍受齿轮摩擦发出的刺耳声响！两边都是深不见底的峡谷，这个小小的壮举真让人毛骨悚然。但上帝垂听了我们为卡车和司机，还有为我们自己的祷告。两天之后我们终于到达贵阳，在那里看到了成千上万逃亡的中国难民——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疲惫不堪。

在宣教士驻地，一位美国医生查看了我的舌头说：“你最好继续往前走，回到美国去找点好东西吃，你现在还处于营养不良状态。”

五天来，我一直在发疯似地寻找回国的路子，因为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最后，我遇见了阿奇·麦克米伦5，他是美南浸信会一位宣教士的儿子，正在为公谊会6救护队驾驶一辆烧炭卡车。我们沿着饱经战火的公路颠簸前行，卡车喷着浓烟在群山中轰鸣攀爬，昼夜不息地行驶了一天一夜。清晨，我们在某个小镇上看到中国军队正在整装待发，夜里牺牲的士兵尸体像柴禾一样被堆在路旁。这时美军车队轰鸣而至，他们的汽油卡车比我们的烧炭车快多了，我便告诉阿奇想要搭个顺风车。一位上尉同意让我上车，他话音未落我就已经爬上了车。那一整天，我坐在一辆满载美国士兵的卡车货箱里，随着车队蜿蜒前行。那些美国卡车司机和我们的中国司机一样彪悍鲁莽，所幸他们的车辆装备更为精良。当卡车以惊心动魄的速度冲下高山时，我数着连续有二十五个急转弯。对我来说，紧抓车厢后挡板的感觉，就像在打烙印的畜栏里抓住大公牛的尾巴，被它拖着转来转去一样。当晚到达营地时，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都像红色的泥球一样，因为我们一整天都疾驰在车队扬起的红色尘雾中。淋浴从未如此令人心驰神往！

第二天，我坐上了一列窄轨小火车，它就像德州的野兔一样颠簸着前行。天黑时分，我们在昆明寒冷湿滑的街道上卸下了行李。在这里，我找到了梧州的老朋友毕济时医生夫妇。在高海拔地区八月的夜晚，睡在军用小床上，盖着羊毛毯子，真是一种安逸而舒适的享受。

美国领事给我签发了新护照。美国军队给我一张飞越“驼峰”进入印度的通行证，作为我把帐篷移交给他们的部分回报。我一直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坐飞机的，但是要么飞越“驼峰”，要么留在中国，我别无选择。天快亮的时候，我到达机场。称重之后，带着所有的电影胶片，我登上了那架运输机，呼啸着向地球最高的山脉飞去。

同机的乘客是三名回美国休假的飞行员，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用智慧和子弹与日本人周旋。到了缅甸上空，他们指给我看下方数英里深的丛林。在那里，美国人和中国人正在与日本鬼子作战，而穿越高空的我们随时都有被日本飞机袭击的危险。随后，我的飞行员伙伴们全都安心地卷在毛毯里呼呼大睡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严寒中惴惴不安地独自操心。后来我拿出了摄影机，开始拍摄从眼前飞驰而过的山脉和云朵。

突然间，我们滑翔到了平日无法得见的景象上空。难道这就是荣耀之地的永恒花园吗？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雪浪、巨石和高耸的石柱。没有地上烟尘的遮挡，一切都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我们仿佛登上了最高的天堂，看到了主的荣耀。美丽的天堂还能更多地彰显上帝的威严和荣耀吗？我们继续航行，绕过了上方和前方的一片云，那云上的露珠正向下飘洒，落在下面银色的云层上。

随后，我们告别了那片如同荣耀之地般的景象，飞越悬崖，阿萨姆邦7东北部的丛林和广阔茶园便展现在眼前。飞机离地面越来越近，片片茶园看起来就像一个个花园，点缀在树木葱茏的广袤原野上。

第二天，我搭顺风飞机抵达加尔各答8，去到那里的美国运通办公室询问回家的船票。我告诉他们，只要是开往美国的，无论什么漂浮工具，我都愿意乘坐。然后我支付了一艘自由轮9的船费，它将于一周后启航。

在加尔各答，我看到了比我在中国所见更甚的的贫穷、肮脏和苦难。那些盗贼般的乌鸦在空中乱飞聒噪。它们会飞进屋里，抢走桌上的食物。我手指痒痒的，真想扣动扳机，帮助这群可怜的穷人摆脱那些肮脏的空中毛贼。但要杀死一个这样的小偷吗？哦，不，不行！你现在可是在印度！我在那里的时候发生了日食。根据他们的某种虚假宗教，只要那天在恒河里洗过澡，就可以洗去所有的罪孽。我来到河边，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浸泡在浑浊的河水中。他们多么需要知道，无论浑水还是清水都无法洗去他们的罪孽！唯有耶稣才能拯救他们。

星期天上午，我到了威廉·克里10一百多年前曾布道的教堂。之后还参观了伟大的宣教士贾德森11和他无畏的妻子安12借着浸礼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地方，我所站之地与那里仅有几英寸之遥。（除了圣经之外，安·贾德森夫人对我作为宣教士的影响力超过了其他人。她圣洁舍己的一生，激励着我不断奋勇前行）。

我带着仅有的几件衣服和电影胶片，终于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阿米登号货轮。我们沿着胡格拉河顺流而下，在河口加入了一个由20艘船组成的护卫船队，因为该区域有被日本潜艇袭击的危险。紧跟在“阿米登号”后面的一艘自由轮被鱼雷击中，从此杳无音信。船队的左后角有“棺材角”之称，但无论哪艘船被分配到这个致命之角，她都会默默地就位，没有任何疑问。

在锡兰岛，我们上岸游玩了一天，领略了这座岛屿的奇景。第二天，我们的船长决定不再等待护卫船队，而是自行穿过大约两千英里的阿拉伯海。当船驶入千里之外，唯有茫茫大海的地方时，紧急警报突然响起来。船长大喊，“附近有潜艇！附近有潜艇！”人们纷纷冲向救生艇，而海面正翻腾着惊涛骇浪。我想，跳进汹涌的波涛中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彼此拥抱吻别，与船一起沉没算了。但上帝保佑我们平安无事，船继续航行。如果我们能抵达红海，就不会再有遭遇潜艇攻击的危险了，因为英国人应该已经把潜艇从红海驱逐出去，并在两端海口防守把关。

一天傍晚时分，我见到了平生最激动人心的景象之一。东边远处是西奈山，一座高耸在沙漠中的红色巨山。我可以想象，当上帝亲自降临那里，与摩西畅谈四十个昼夜时，周围聚集的云彩有着怎样的荣耀。难怪摩西的脸会闪闪发光。我还能想象以色列人聚集在荣耀的山脚下，围着金光闪闪的金牛犊跳舞、欢呼、游行的样子。

向北遥望，面对古代以色列人曾经走过的小路，我的心不禁肃然起敬。一群黄色大蚂蚱从埃及方向飞过来，有许多落在了甲板上，让我想起了上帝给那个古老帝国降下的蝗灾。

我的目光越过埃及地的沙漠和丘陵，遥望远处的夕阳。我似乎可以看到一团红尘滚滚，法老正亲自率领着一支愤怒的军队咆哮而来。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的船正在驶过以色列人曾经走过的干地，以及法老军队无声的水底坟墓。

穿过苏伊士运河北端后，我们的船加入了众多悬挂着美国和英国国旗的轮船之中，每艘船从头到尾都武装着大大小小的各型高射炮。天快黑时，德国人对我们进行空袭。塞得港立刻被烟雾笼罩。岸上的炮台和船上的所有火炮一齐开火，倾泻出所有弹药。要说噪音，我们这里可算是最大的！我们船上关着300只猴子，没有人通知这些笼中动物空袭来临。但它们的尖叫抗议声很快就被狂轰滥炸的炮声淹没了。所有这一切，再加上落在钢铁甲板上的炮弹碎片，造成了彻底的混乱。

由于船要在塞得港停留三天，我们一些人租了辆旧车，穿过沙地前往开罗，参观金字塔。在山脚下，我们遇到了一些出租单峰骆驼的阿拉伯人。这些沙漠快跑者都有圣经名字，我骑的骆驼叫“摩西”。好家伙，我骑过没驯服的野马没错，但是在“摩西”站起来的过程中，我几乎无法在它的背上坐稳。我告诉牵着“摩西”的人把牵绳给我，我要自己骑。我用脚后跟踢了踢老“摩西”的腹部两侧，然后用我能发出的最响亮的牛仔吆喝声喊了起来。它就像沙漠风暴一样冲了出去，当时我完全没有把握能让它停下来。但是经过第一次惊吓之后，“摩西”似乎对消耗体力的活儿也并不比当地人更感兴趣。

导游在讲解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13的古代奇迹时，将它称为“斯宾库斯”（其实是“斯芬克斯”）。在接下来的一天里，这个名字就成了我们对导游的爱称。在金字塔中，我们穿过发霉的地宫和黑暗的走廊，进入了阴暗、恶臭、埋葬着古代朝圣者木乃伊的遗骨室。我几乎要担心 “幽灵”会不会从那些生活在法老时代的干瘪尸体中跳出来，抓我做他们的同伴，一起等待复活的早晨。从金字塔出来，重新回到上帝创造的开阔天地中，我的呼吸顺畅，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全和清新。

观光结束后，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又变得警觉起来，时刻提防着德国潜艇和轰炸机的一举一动。与驶向直布罗陀海峡的船队同行，我们感觉安全多了。在船队中，人们总是期望被击中的是别人的船，而不是自己的。

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的船航行到马耳他岛附近，正好是我们的主日崇拜时间。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我向他们宣读了使徒保罗在这片海域上历险的经文。大约两千年前，保罗与水手和士兵们一起，在风暴中被抛来抛去。我提醒他们，现在就在这里，我们这些宣教士、水手和士兵正乘船驶近同一个岛屿。保罗的船曾在狂风暴雨中遭遇沉船，而我们则面临着被德国潜艇炸沉的危险。

我们沿着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海岸航行，到达直布罗陀那座巨大的石山。在这里，我们75艘船组成一支船队，准备从冲过海峡口进入大西洋。这是最危险重重的地方，因为德国潜艇将有许多机会对我们发起进攻。我们的空中护卫队有一架大飞艇和几架侦察机，它们在空中搜寻潜艇，像母鸡掩护小鸡一样盘旋在我们上空。当我们的船队开出很远时，它们才返回陆地。

我们的船队在公海上蜿蜒曲折航行了许多天。海军的“海上灰狗”是我们的护卫舰，它们像牧羊犬驱赶羊群一样围着我们航行。当我们在海上东躲西藏时，我常常为这75艘船和船员们祷告。水手和士兵们都拿着枪，时刻警惕，没有丝毫松懈。“海上灰狗”向可能是潜艇的目标投掷深水炸弹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伴随着我们在海上漫长而单调的日日夜夜。当我们终于看到美洲海岸上的灯光时，那份喜悦和兴奋之情丝毫不亚于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守护我们的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并一路保守我们的平安！

当我们离陆地还有三天航程的时候，一场可怕的飓风席卷了整个美国东海岸，而我们的船正好在这飓风范围之外。

我们的船在近海抛锚后，所有人的眼中都闪烁着回家的喜乐。但是当我们看到海岸上被风暴吹上沙滩的船只时，一种阴郁的气氛悄然而至。

“我们什么时候能靠岸？”大家开始议论纷纷。经过五天的焦急等待，我们奉命向东航行，回到德国潜艇出没的海域。我们离海岸只有一步之遥，却不得不重新回到危险之中，这让我们实在难以理解。不过，我们在东行的途中并没有遭到轰炸，而且很快就调转船头，驶向佐治亚州的萨凡纳港。又经过两天令人心焦的航行，我们这艘饱经战火、疲惫不堪的轮船驶入了河口。

我衷心地感谢天父，感谢他回应了我们的祈祷，保守我们一路平安。为了回家，我已历经三个半月，旅途中常常面临日本或德国的战机和潜艇的危险之中，但我感谢上帝对我的眷顾和保守。

我曾想，买双新鞋该是一件多么大的享受啊！我的旧鞋早已换成了汽车轮胎做的鞋底——虽然结实耐用，但对于衣锦还乡的隆重场合来说，实在不合时宜。但我的时尚雄心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很快就被战时配给制所需要的票证粗暴地打消了。配给票？那是什么玩意儿？于是我决定开启新的穿鞋时尚。

那是1944年的夏天，我在萨凡纳给妻子打电话，四年来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她和两个女儿都住在德州的家里。我在中国时，虽然两个儿子都上了战场，但上帝一直在照顾着我们的小家庭。几天后，我的火车提前到达博纳姆，给了家人们一个大大的惊喜。我太太买了一栋小房子，虽然我还从来没见过，但出租车司机直接把我带到了那里。这是九年环球之旅的终点！在门口迎接我的是五年未见面的小玛丽迪。要是在别处见到，我肯定认不出她了。

我回家后的第一项任务是享用真正富含各种维生素的食物。太太和女儿们都特别喜欢看“老爸”吃东西的样子。很快地，我体重增加了，已经准备好四处奔走，去做关于中国的演讲，展示我们在中国服事的影片。

在十八个月里，我走遍了肯塔基州、密苏里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我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演讲机会，每次都倾吐心声，尽心竭力地帮助美南浸信会的众多教会看到中国的巨大需求。

与德国和日本的隆隆战火终于止息了。饱受创伤的军队和国家终于有时间埋葬死者，清理城市和家园的废墟，开始规划更美好的未来。大卫和但以理从莱特岛、冲绳岛和朝鲜的战场归来，我的弟弟理戴夫牧师也从德国返回家园，他是从巴顿将军的第四装甲师退役的。赞美主！

时光匆匆而过，我继续外出演讲。在春季，我们自豪地看到两个女儿从学校毕业——露易丝高中毕业，玛丽迪从文法学校毕业。

我又一次开始收拾行李，打算最后一次返回中国。我儿子但以理和外甥大卫·希克斯帮我把大约一吨重的医疗用品、救济衣物和行李装上拖车，准备启程前往旧金山。我和家人告别：“再见了，亲爱的妻子，亲爱的女儿们，几年后再见”。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因为铁路工人正在罢工，而我又必须要赶上旧金山的轮船，所以我和希克斯、但以理轮流开了三天三夜的车。我们那辆重心过高的拖车简直像是自带调速器。时速一旦超过40英里，拖车就开始摇摇晃晃，有翻车的危险！到了旧金山，我们急忙买了船票，办好提货单，把拖车上的东西装箱，运到船运码头。“再见，我的好儿子，但以理，大卫·希克斯！下次见，愿上帝与你们同在！”他们掉头返回德州，而我则把目光投向远方动荡不安的中国。1946年的某个13号星期五，我们这艘刚从军队退役的“海上猞猁号”轮船悄然开入广阔的太平洋，驶向神秘的东方。

在航行的途中，工程师们发现有人在锅炉里灌满了盐水。于是一连几天，船员们忙着把盐从锅炉里清理出来，而轮船暂时只能靠一个锅炉航行。从旧金山到日本南端，我们的船一路上雾笛常鸣。我们是二战结束后第一艘从美国经上海开往香港的轮船。三等舱里有许多在美多年、带着美钞积蓄返乡的中国人。有些人将一生的积蓄输在了船上的赌桌上，还有一些人还没回到家乡，就在路上被中国土匪抢光了。

在船上的星期天，浸信会信徒和其他新教徒聚在一起敬拜神。而天主教徒则没有办法合在一起举行弥撒，不同派别的天主教徒各自在房间的不同地方设立起自己的小祭坛。但有一天当我们抵达天堂时，所有蒙神救赎的人都要谦卑地跪拜在主的脚前，一起高唱哈利路亚。

宣教士希祝虔14在香港九龙码头上挥手迎接我们——包括他的太太和儿子约翰、舒心慈姑娘15、彭德姑娘16、毕路德姑娘17，以及我本人。由于这是战后第一艘从美国进港的轮船，众多的乘客和行李货物都无人管理，一切都混乱无章。我们花了三天时间才找到遗失的物品。

我又花了四天时间才找到前往梧州的办法。所有的内河轮船都在战争中被炸毁了。最后，我把救济物资、行李和便携式手风琴搬上了一艘油渍斑斑、破烂不堪的驳船。坐在大大小小的货箱和货物上，颠簸了三天三夜后，我们终于高兴地在梧州上了岸。我把部分医疗用品和一台手风琴送到了思达公医院，然后把剩下的东西装上一艘大拖船，逆流而上，途经柳州，前往桂林。船上挤满了货物和中国乘客，船舱里烟雾缭绕，臭气熏天。我只好不时地上到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否则就会窒息而死。到了柳州，一个英国人正在分发装在40辆道奇和福特卡车上的救济物资。他借给我一辆两吨的卡车，把我的货物运到了桂林。1946年8月13日，开了两天的车后，我在桂林浸信会医院的废墟上卸下了救济物资、医疗用品和生活用品。

1. 梁明理牧师 M. W. Rankin，1923年来华

2. 史玉兰（Auris Pender）

3. 高赐恩夫人（Mrs. Baker J. Cauthen）

4. 尼克尔斯弟兄（B. L. Nichols）

5. 阿奇·麦克米伦（Arch McMillan）

6. 公谊会是一个基督教的教派，在国际上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贵格会或朋友宗教协会。

7. 阿萨姆邦（Assam）

8. 加尔各答：是印度东部最重要的城市和东海岸最大的港口，也是印度第三大城市。

9. 自由轮是二战期间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工业实力，为应对德国潜艇战而大规模、标准化建造的廉价货船。它们以惊人的速度被生产出来，成为了盟军海上运输的支柱，为最终击败轴心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后勤保障，是二战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象征。

10. 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是英国近代著名的浸礼会牧师，被誉为 “现代宣教之父”。1792年他推动成立了英国首个海外宣教组织——浸礼会宣教差会，标志着现代宣教运动的正式开端。1793年克里与家人抵达印度，并在那里事奉长达41年，直至离世。

11. 贾德森（Adoniram Judson）是19世纪美国首批赴海外宣教的浸信会传教士，在缅甸宣教长达近40年，将《圣经》完整地翻译成了缅甸文。他还建立了缅甸第一间基督教教会。贾德森的宣教之路充满了艰辛。他曾因政治原因被投入缅甸监狱近两年，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此外，他的两任妻子和多个孩子都因当地的恶劣环境而先后病故，但他本人始终坚守在缅甸，直至去世。

12. 安贾德森（Ann Hasseltine Judson），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海外宣教士。她不仅是贾德森博士的妻子，更是一位在宣教、翻译和公共事务领域留下了独立且深刻印记的先驱。

13. 狮身人面像（the Sphinx）

14. 希祝虔（Eugene Hill）

15. 舒心慈姑娘（Shumate），1914年来华，梧州思达公医院护士。

16. 彭德姑娘（Pender）

17. 毕路德姑娘（Pettigrew）

第九章 重建医院和学校

我在医院一间旧病房的角落里支起了行军床，在树下架起一张折叠餐桌和一个野营炉，我和中国小厨师阿荣就这样开始了在桂林的生活。更确切地说，我们是在露营，因为日本侵华战争摧毁了这座城市近百分之九十六的建筑和房屋。

浸信会教堂、医院、学校、圣经学校和宣教士住所都只剩下一堆堆烧毁的残垣断壁，而且成千上万的砖块已经被盗贼们拆下运走了。在警察的帮助下，我追回了一部分砖块。

日本侵略者离开后，妇女、儿童和男人们开始了清理行动。散兵坑、防空壕和防空洞被填平，大片大片高达六英尺的草和杂草被清除，紧接着重建工作开始了。

我们首先修复了圣经学校的两个小房间，作为临时住所。在采购了建筑材料之后，浸信会教堂和主日学教室的修葺工程也已经开始动工。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的劳拉鲍尔斯女士1为纪念她的父亲捐献了大量资金，用于重建教堂——原教堂也是由她主要捐助的。（后来，她慷慨的捐赠也帮助了我这位牛仔宣教士在韩国开展神的工作）。在重建桂林浸信会教堂的同时，我们还部分修复了浸信会医院，并将宣教士住所改建成公寓楼，供后来的宣教士居住。周边乡村地区的浸信会教堂也得到了修复或重建。

我们的增援队伍也陆续抵达，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陆德礼弟兄2于1946年9月从香港赶来，一路上挤火车，转卡车，各种舟车劳顿让他疲惫不堪。1947年1月，陆德礼夫人和两个孩子，以及任珍宝姑娘3从广州乘飞机抵达桂林。一年后，我的妻子乘火车穿过广州和桂林之间土匪横行的地区，也安全抵达了桂林。在火车上的一个寒冷夜晚，我太太用睡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梦见被土匪袭击，而她却无法从睡袋里挣脱出来。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睡睡袋了。后来，我们还迎来了关树华弟兄4和他的妻子玛丽，他们也回到了桂林的宣教队伍中。

我们最紧迫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是复兴中国的浸信会信徒，重新点燃他们心中的盼望之火。我们开始在重建中的房子旁边和街边展开街头布道。大批的中国人——无论贫富——现在都渴望听到福音。很多人听到主耶稣基督后就相信了。我们在中学和广西大学开展了查经班和福音布道。有100名大学生报名参加了由宣教士带领的查经班。另一个为大学教师开设的查经班也开始了，有22位教授参加了学习。人们对圣经的需求量超过了我们的供应能力。在一个寒冷的冬夜，225名中学生步行四英里，来听高赐恩医生传讲永恒的福音。当晚，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耶稣。第二天晚上，又有四百名学生走过同样崎岖的山路来听高赐恩医生讲道，其中许多人也接受了基督。

桂林浸信会医院计划重新开业，可是我们连一名医务人员都还没有。后来我们收到一封电报，说中国中部地区的郑州浸信会医院全体员工要过来加入我们。很快，艾义梅医生5和员工们就搬进来了，大家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就在我们准备好要开业之际，任珍宝姑娘和我们的宣教护士发来了电报，说她们乘坐的大巴在桂林南部发生了车祸。我和艾义梅医生、关树华弟兄爬上卡车，冒着三月的凄风苦雨，连夜赶去营救她们。我们大约在午夜时分到达现场。艾义梅医生和关树华弟兄竭尽全力地为伤员包扎伤口，处理骨折，然后把伤势最重的病人抬上卡车后车厢。为了遮风挡雨，我们拉紧了汽车篷布和帘子。艾义梅医生和关树华弟兄在里面陪着痛苦呻吟的伤员，只有一盏加压煤油灯可以提供些许温暖，使他们不至于冻僵。

我们惊恐地发现，汽油和水根本无法在同一个化油器中混合使用。于是我在引擎盖上铺了一块油布，就着手电筒的亮光，把水清理干净。卡车跑了一小段路后，又得重复这一操作。这样折腾了太多次后，电池终于耗尽了。我们无计可施，只能祷告着等待天亮。与此同时，艾义梅医生一直安慰着疼痛呻吟的病人，陪伴他们熬过了漫漫长夜。

天亮后，一大群苦力围了上来，但他们要价太高。另一群人过来了，经过多番讨价还价，他们终于同意帮忙推车，让马达发动起来。努力说服人去帮助他们自己受伤的同胞，真是对我们信心的极大考验。终于，在汽车马达“突突突”地响了几声后，我们就朝着桂林和浸信会医院的方向开去了。在多年的开车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因为听到马达启动的声音而欢喜快乐！

大约上午11点钟，我们开车抵达医院。白衣护士和医生们接手照管了满满一卡车的伤员！

在柳州，我收到了联合国难民救济工程处提供的几卡车医疗用品、食品、衣物、蚊帐，以及一卡车奶粉。这些物资被分配给桂林浸信会医院、梧州思达公医院和中国南部沿海的大襟浸信会麻风病院。我还给桂林周边的浸信会教堂分发了所需物资。

我们把分配给梧州医院和麻风病院的医疗物资装上一艘大船，还有我们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家当也打包装船，然后向艾义梅夫妇、关树华夫妇、陆德礼夫妇和任珍宝姑娘道别。许多中国浸信会信徒也站在岸边，向我们挥手告别，“再见了，愿上帝保佑你们。”十二名船夫摇动船桨，我们的船划入桂江，顺流而下，驶向梧州。我们完成了“重建桂林城墙”的任务，现在要转向未来其它的事工了。

我们在水位高涨的桂江航行了几天后，在梧州靠岸。我们把宣教差会的产权文件整理清楚，转交给华理士医生。然后我和夫人去看了我们的家，这是四个孩子出生的地方，我们也曾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想到就要永远离开这里，我们心如刀割。

当我们说“再见了，华理士医生”时，我们并不知道这竟成了永别。1951年2月，威廉·华理士医生荣归天家，与殉道者们在天堂团聚。

我们把行李装上一艘大帆船，顺流而下，驶向台山和大襟岛麻风村，这是我们在所深爱的中国的最后一处驻地。经过土匪出没的地区时，我和太太下到船舱里，在水位线以下，挤在货堆之间。这样虽然不舒服，但是安全，总比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要好吧。主一路保佑我们安全度过了难关。直到上岸，住进了台山的出租公寓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运来了一百箱医疗用品和其它救援物资。这些物资曾六次被转运：从卡车运到船上，又从一些船转运到另一些船上。我们还来不及打开行李，三十年来最猛烈的的台风和洪水就呼啸而来。狂风暴雨愤怒地肆虐了四十八个小时，风雨还没有减弱，附近的河流就变成了一片汪洋，我们的山顶公寓则成了一座孤岛。

当时台山既没有浸信会宣教士，也没有新教宣教士。一群中国浸信会信徒告诉我们，他们一直在祷告，求主差派宣教士过来，他们觉得我和太太就是神给他们的回应。虽然公寓还缺少120片窗户玻璃，但我们很高兴能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在我们的帮助下，台山浸信会教堂得以重建。当教堂重新开放，举行献堂感恩礼拜，再次委身于传讲福音的时候，中国基督徒们大大地欢喜快乐！我太太很快就投入繁忙的服事之中，她忙于培训新唱诗班和组织信徒培训部。看到战后余生的年轻人现在热切地要为主做工，我们深受鼓舞。

我和牧师去探访大襟麻风村，这是日寇入侵以来第一次有人去看望他们。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由一位中国车夫骑车带着我走了30英里（约48公里）！然后我们翻越山岭，来到一个村庄，我在那里新建的浸信会教堂布道。当晚我们划船渡过大海，前往大襟岛的麻风村和医院。

天刚破晓，我们的船下锚靠岸。我吹响了大海螺壳号角，岸上的麻风病人唱起了赞美上帝的诗歌。这是荣耀的歌声，是那些热切盼望我们到来的麻风病人的心声。这次经历让我想到，当我的生命之舟在永恒的河岸放下锚时，我将听到得赎之民的欢呼声，欢迎我完成最后一次航行的归来。

遭日军袭击后，岛上的一百多名麻风病人中只有三人幸免于难。相互问候致意之后，我和吴弟兄与麻风病人一起前往教堂做礼拜。教堂里的长凳和椅子都荡然无存，但麻风病人们的诗歌本还在。日寇走后，中国海盗蜂拥而至，洗劫了这里，所有能拿走的东西——门、窗、家具和设备，都被掳掠一空。所有的建筑，包括教堂、医院、十四栋宿舍楼和行政楼，都被洗劫一空，一件东西也没有留下。

大襟岛是中国政府通过驻美大使伍廷芳赠送给浸信会的土地。力约翰弟兄和夫人已经把麻风村建设得很完善了，现在我的任务是为麻风病人们“重建大襟岛的围墙”。我返回中国内陆，购买材料和设备，还雇用了木匠。1948年夏天，我们完成了重建项目。

海盗们——共有七十五户人家——住在大襟岛的另一边。当我去看望他们，给他们传福音时，他们都表现得很友好，对主的信息也很感兴趣。大陆有一位优秀的基督徒青年，主动申请去到我建立的海盗儿童浸信会学校任教（我起草的一份合同还保留至今）。白天，男孩们挤满了狭窄的教室。女孩们晚上上课，因为她们白天要在山上和狭小的田里干活。我最后一次探访海盗的时候，他们恳求我来为他们建一座教堂。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海军为了追捕海盗，包围了大襟岛，并对整个岛屿进行了猛烈的炮轰和机枪扫射。

一年后，也就是1949年夏天，主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派了医生来接管麻风病院和麻风村。杨书亚医生6和他的妻子——一位受过训练的护士，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来到台山，暂时与我们住在一起。随后，我们把杨医生的大部分行李和大量医疗用品先搬到海边的赤溪教堂。杨医生和我在那里住宿过夜，准备第二天乘船前往麻风村。

午夜刚过，我们被砸门的砰砰声惊醒。我下楼去开门，只见门口站着四个蒙面匪徒，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手电筒和手枪，正直愣愣地盯着我的脸。眼前这位穿白色睡袍，衣衫不整，瘦瘦长长的光头传教士，在他们眼里毫无疑问像个幽灵一般。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命令我坐在前面的长凳上，用绳子把我的胳膊捆在身后。一个匪徒站在我前面，用手枪指着我的心脏，不停地用中文说：“别动，否则我就杀了你！别动，否则我就杀了你！”他拿枪的手一直在颤抖，就像得了了帕金森病一样。杨医生被土匪用手枪打伤了胳膊，中国牧师被另一土匪击中了头部。

土匪们搜刮完东西后，命令我们把门关上，保持安静，不要叫嚷。我们照做了，然后四处检查，看看都丢了些什么东西。我那块可靠的手表、照相机、眼镜、大约十美元的现金、雨衣、皮旅行包和包里的东西、七条给麻风病人的羊毛毯子，以及杨医生的大部分私人行李，都归给了新主人。感谢主，他们没有拿走我们的医药用品！

回到山里后，土匪们为了分赃大打出手。结果毫无例外：有人一命呜呼，长眠地下。我猜他的葬礼应该不会太隆重。后来，我找到了土匪，用更多的现金赎回了我的眼镜、摄影机、新约全书和杨医生的文凭证书。（在中国，医生没有证书，禁止行医。）土匪头子还邀请杨医生到山里给他们看病。杨医生去了，土匪们甚至希望他能留在山里，做他们的专属医生。

每当我和太太在麻风岛停留时，我们都住在力约翰弟兄建造的一栋特别的小房子里。一天晚上，我来到餐厅，发现里面有客人，是海盗们！那些小伙子们很友好，他们把枪放在桌子上，在我的厨房里做晚饭。饭后，我提议为他们拍照。他们很高兴地同意了，于是我给他们拍了电影和照片，还有我拿着他们的机枪与他们的合照。最后他们把枪支装上小艇，向公海驶去，继续他们抢劫无辜船只的海盗生涯。

有一天，海盗的妻子和女儿们翻越山岭过来看望我们。她们走了几英里的崎岖山路，来与我们在岛上作最后的告别。她们给我太太带来了花生和鱼干等礼物，感谢我们在她们中间所做工作。我们把所有来访者聚集在屋子的树荫下，向他们传讲福音，我太太还教她们唱有关耶稣的歌。

我们与麻风病人、海盗和杨氏夫妇一一“道别”。我们很高兴能把杨医生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介绍给麻风病人，现在我们已经把工作完全交托给他们了。随后我们坐船横渡公海，去台山完成那里的工作。

1. 劳拉鲍尔斯女士（Laura Powers）

2. 陆德礼弟兄（Deaver Lawton）

3. 任珍宝姑娘（Mildred Lovegren）

4. 关树华弟兄（Oz Quick）

5. 艾义梅医生（Dr. Ayers）美南浸信会郑州华美医院院长，1948年元旦，艾义梅组织医院南迁到桂林，组成了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

6. 杨书亚医生（Dr. Joshua Yeung）

第十章 中国大门关闭

红军正在迅速逼近广州。1949年10月13日，我参加了自由中国最后一次两广浸信会大会。晚间崇拜结束后，我和白箴士医生1乘吉普车赶往码头，但最后一班轮船已经提前开走了。六架飞机也已经起飞，完成了它们从大陆到香港的最后一次飞行。逃生的希望只剩下一个——在广州被红军攻占之前，搭乘第二天清晨开往香港的最后一班火车。火车出发前一小时，我赶到火车站。火车还没开走，但车票已经售罄，而且车厢里塞进的人和行李，已经足以装满三列火车。最后，我找到了一张黑市车票，价格是原价的两倍。我买了票，翻过人群和行李，爬到我的座位上方，因为座位上已经堆满了人和行李，我只好挤在顶上。列车员要踩着座位的靠背才能穿过车厢。一些国民党士兵想让他们的妻子也挤上车，于是我从里面拉，丈夫在外面推，把四个人从窗户拽了进来，而丈夫们只能留下来听天由命了。当火车越过边境进入英国领地时，我如释重负。美好的自由！愿上帝帮助美国人珍惜自由，捍卫自由！

我太太一个人留在台山，我觉得在红军攻占那座城市之前，必须要回到她身边。但所有去往台山的香港船只都停运了。我在澳门找到了一艘开往江门的小货船，那是在回家的路上。但是在我们到达江门之前，船长因为害怕他的船被征用，又返回了澳门。我转向陆路前往江门，但路上全是逃亡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征用了所有的汽车和船只来运送撤退的官兵，看来我可能无论如何都回不了家了。最后经过多方努力，我找到了一辆没有被征用的出租车。司机索要天价才愿意冒险上路，我们凑齐十个人，一齐挤上了出租车，坐满了里里外外。但是在下一个镇子，一名士兵强行征用了我的这辆私人出租车，把所有中国人都赶下车，连司机和机械师也不放过。他试图把我也赶出去，但我寸步不让。他抓住了我的行李箱，我也用尽全力，死死抓住不放手。我们展开了拉锯战，我还一边大喊着“我要见将军”。最后他放弃了，允许司机和机械师重新上车，也许他以为我是个将军呢！他把车塞满了士兵，我们继续前进。一路上我们看到了成千上万疲惫不堪、伤残羸弱的士兵大撤退的凄惨景象。许多人还挈妇将雏，他们背井离乡，和北方的故乡已经相隔千山万水了。

后来，一名中国军官拦住了我们，命令所有的士兵下车。然后他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我，他曾在美国待过一年。我对他说，我很乐意能让士兵们搭车，但他回答说：“不行，他们得走路。”于是，我和司机、机械师又一次上路了——这次没有其他乘客。旅途结束后，我付了车费，渡过河，坐上了去往台山的大巴。我太太已经在那里翘首以盼，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归来。我是何等地感谢上帝，他让我再次回到家，尽管能呆的时间不会很长！

现在要逃出中国已经为时已晚！溃败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征用了所有的卡车和大巴，仓皇逃往海岸。我们无计可施，只能耐心等候上帝的帮助。商人们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运到乡下藏了起来。一天晚上，满载着红军战士的一辆大巴、一辆私家车和一辆吉普车开进了台山市。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这座城市。几个星期以来，中国的战争简直就是一场徒步竞赛，国民党军队在撤逃，解放军在追击。国民党士兵在台山抢夺老百姓的钱财，逗留时间太长，因此错过了在海边指定地点接应他们的船只。解放军在海边拦截他们，把他们全军俘获，连同他们搜刮的钱财也没有跑掉。我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看着解放军押着俘虏走过，而成群的中小学生奉命站在路边，挥舞着新红旗高喊：“解放军万岁！打倒蒋介石！”

解放军在台山做的所有“解放”工作就是打开监狱的大门，释放囚犯，让他们重返社会。第二天，这些被释放犯人在街上游荡，盯着我们走进教堂。不过，我还是继续传讲福音，就像这里没有解放军一样。在接下来的十八天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我和太太决定，我们最好在引起解放军注意之前，尽快离开中国。新政府还招募了数百名海盗和土匪，让他们负责“保护”城市。市民们开始感到不安，他们对这些由土匪组成的保护队毫无信心！

新“解放者”们的另一项行动是从女子师范学校的金库中拿走了三万元港币。这的确是把钱从“资本家的不义之财中解放”出来！据说尽管学校已经站在解放军一边，但在美国受过培训、有18年经验的女校长还是被赶下台，接任她的是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年轻人。其他教师都不允许辞职，他们必须继续教书，每天的工资只有16美分。人们开始意识到红色“解放者”与他们自我标榜的相差甚远，但为时已晚！

我们很清楚，如果继续留在中国，就会危及基督徒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的基督徒邻居是一名教师，曾经教过我们所在城市的那位掌权的解放军“头儿”。在她眼里，这位“头儿”仍然是她的学生。于是她代表我们到办公室拜访了他，为我和太太申请离开中国的许可证，并要求把行李免检带出中国。他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签发了许可证。我们把部分行李物品分给了杨医生，再把剩下的行李（包括一台藏得很好的收音机）装上了一辆租来的小巴士。然后，我们向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朋友作了最后的告别。

我太太带着我们的行李物品登上了巴士，我骑着摩托车一路护送。我们凭着解放军领导签发的通行证，向海边冲去。每当解放军士兵拦住我们时，我就掏出红色通行证给他们看，通行证具有惊人的静音作用，他们二话不说就放行。等将来到了天堂，我一定要感谢那个小个子中国姐妹，是她为我们弄到了这张通行证。

在海边，我们把行李装上一艘60英尺长的汽艇，准备冒险前往澳门。如果能够安全抵达，我们就重获自由了。解放军战士仔细检查了每一位中国乘客以及他们身上的每一张纸片，但当我出示许可证时，他们对我们和行李连看都不看一眼就通过了。在“一切正常”的信号下，我们向月光粼粼的美丽海面驶去。但好景不长，船上的一个发动机坏了，于是我们被迫返回港口修理。

第二天，发动机修好后，另一批解放军要对我们重新进行彻底的检查，但这一次他们不接受我的通行证。我只好上岸去拜访当地的行政长官。我确信上帝给了我当说的话语。我提醒这位红军长官，我不久之前在赤溪教堂附近的一场战斗中救治过他的一名伤兵，他听后就记起来了。我还告诉他，多年前我曾帮忙招待过“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与他合影留念。几分钟后，一切恢复正常，我们再次驶向公海。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摆脱这块红色土地，以免他们又生变卦，不让我们离开。

很快这艘“突突”作响的汽船就把我们带到自由的水域了，想到这我就欣慰不已。尽管我们的小船在狂风巨浪中颠簸，大多数乘客和船员很快就开始用呕吐来“喂鱼”了，但这一次我居然没有晕船。

经过大襟麻风岛时，我们看见了杨医生，他正站在一艘悬挂着红十字会旗帜的船上。我们船上的士兵怀疑每艘船都有海盗，就准备向杨医生开枪。我立即跳起来，大声喊道：“你们要向挂着红十字会旗帜的船只开枪，是什么意思？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吗？”无论是在俄罗斯边境还是在任何其他国家，一个持枪的无知者都是危险人物。

我们终于抵达澳门，澳门警察解除了船上警卫的武装后，允许我们上岸。感谢上帝让我们重获自由！后来我们得知，那艘汽船在返回中国的途中，在暴风雨中沉没，十三名乘客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陆地。上帝奇妙地带领我们，安全渡过了难关。很久以前，他就应许过：“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2。

我和太太很快就回到了香港附近长洲岛上的小房子里。这真是一所“建在磐石上的房子”，它矗立在高高的石崖上，俯瞰着宁静、波光粼粼的大海。

在永远离开中国之前，我们去了香港跑马地墓园。在孤寂低吟的松树间，我们最后一次把鲜花插在刻着女儿名字的坟头上，漂亮的墓碑上刻着“玛丽安·麦克奈尔·理3，5岁。宣教士理力善和珍妮特之女。在我天父的家里一切安好”。我们毫无担心挂虑，因为知道，将来在天父的家中，我们会与小女儿重逢相聚。

此后不久，我们登上一艘美国轮船。当船缓缓驶出香港港口，经过九龙火车站、半岛酒店、拥挤的居民区，驶向一望无际的海洋时，各种回忆纷至沓来，挤满了我们的思绪。我们站在甲板上，望着海湾里各式各样的船只、帆船和舢板，喜悦、落寞和欣慰的泪水不禁滑落脸颊。远处高山耸立，城市建筑遍布在山谷和山峰之间。看着中国渐渐消失在夕阳中，三十年的回忆涌上我们的心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夕阳中眺望这片亲爱而古老的土地了。

我们历经漫长的航程，越过波涛汹涌的海面，来到了太平洋西北部风平浪静的水域，远处群山耸立，山顶白雪皑皑。再次踏上心爱的祖国，我们激动不已，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到了西雅图，我们与弟弟克劳德一家欢聚一堂。在部队服役的儿子大卫也来迎接我们，然后一起乘火车去加州的草谷，看望我的妹妹琳恩-考克斯。在伯克利，我们买了一辆古老的斯图贝克汽车，带着大卫一起去欣赏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美景。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创造出如此奇妙的景色！

大卫随后返回部队，我们则开着“斯图贝克”一路向南，经过加州肥沃的山谷、田野和果园。随后向东行驶，匆匆穿过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德州西部的荒凉沙漠，最后到达博纳姆——我们甜蜜的家！“感谢主，感谢你多年来的保护和指引。”

黄昏时分，我们开进家门口的车道，然后迅速换好衣服，来到博纳姆高中。高年级的话剧正在上演，第一幕结束时，太太问：“我们的宝贝女儿演得还不错吧？”

“谁？玛丽迪在台上吗？”四年过去，她已经长大变样，我都认不出来了。1950年5月，她将从高中毕业，儿子但以理和女儿露易丝也将从我的母校贝勒大学毕业。

亲眼看到露易丝在毕业前夕面对广大听众做演讲，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随后，但以理和露易丝与其他八百多名学生一起接受了学位。四年后，玛丽迪也追随他们的脚步，进入贝勒大学学习。上帝感动美南浸信会的姊妹们，设立了玛格丽特基金，帮助宣教士的子女完成学业。如果不是这样，我的孩子们永远也上不了大学。愿上帝保守妇女宣教联合会！

现在，但以理是美南浸信会派往韩国的宣教士。露易丝与丈夫在德州的一个男童营工作，致力于帮助受困扰的男孩重回正轨。玛丽迪和丈夫在阿拉斯加工作，她称那里为自己的“宣教禾场”。

1. 白箴士医生（Dr. Belote）

2. 赛 43:2

3. 玛丽安·麦克奈尔·理（Marian McNair Ray）

第十一章 韩国的呼声

又一年匆匆过去。我和太太走遍了美国南部地区，向人们展示图片，讲述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工作。就在这时，韩国浸信会发出了紧急呼吁：“浸信会宣教士们，请过来帮助我们！”当时约翰．阿伯纳西1是韩国唯一的浸信会宣教士，他的呼吁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

1951年11月18日，我开着一辆新吉普车和满载医疗设备和救济衣物的拖车，告别了妻子珍妮特（当时美军不允许女性进入韩国），离开了家乡博纳姆。我的堂兄理约翰医生陪我一同前往旧金山。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控俄国的时期，曾经是美国驻俄领事。

穿过西部大草原，我们的吉普车一路飞驰，将数英里的路程抛在身后。我们愉快地拜访了我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弟弟丹尼斯和他的家人。在漫长而荒凉的沙漠公路上，我开着车，堂兄约翰在一旁说话。一天深夜，他对我说，“理力善，我的舌头好痛”，随后便陷入了沉默。到了旧金山，约翰坐上了开往德州的巴士，而我则把吉普车和拖车装上了开往韩国的货轮。

在打完所有霍乱、伤寒和斑疹伤寒的预防针后，我慢悠悠地上了船。夜幕降临，我们的船驶过金门大桥，来到开阔的海面上。一场猛烈的风暴从西面袭来，轮船开始摇晃颠簸。

当轮船在惊涛骇浪中翻腾时，船舱里的一切真的惨不忍睹。餐厅的餐具被抛上半空，落地时摔得粉碎。我的船舱一片狼藉。椅子翻了筋斗；行李箱像无人驾驶一样自己就飞了起来；桌子的抽屉冲了出来，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我背靠着墙，膝盖顶着床铺，努力固定住自己，以免也被抛向空中，摔到船舱的另一头。我的胃表现不错，没有把食物吐出来。但接下来两天两夜的食物——还是别提了！到了西雅图，我上岸去弟弟克劳德家过了一夜，想到要重新返回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我不免心灰意冷。

就在我即将出发前不久，珍妮特从德州打来电话，说我弟弟唐中风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考验——是返回德州还是继续前往韩国？宣教的使命和韩国失丧的灵魂在召唤着我。我只能把弟弟交托在天父恩慈的手中，继续前行。不久，他就去与耶稣以及那边的亲人们团聚了。

波涛汹涌的大海似乎急不可耐，时刻准备着想要将我们连船带人吞没。在我觉得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我恒切地向上帝祷告。第二天，狂风巨浪平静下来了，我们继续驶向饱受战争蹂躏的韩国。耶稣仍然按照他的应许回应我的祷告。他依旧掌管着风和浪。他就是蒙恩罪人最好的朋友。

我们绕过日本的北端，在日本海航行了几天后，到达釜山外海抛下锚。第二天清晨，当浓雾和烟雾散去后，我看到附近有一艘来自香港的船只，顿时有一种“到家”的错觉。随后，锚链缓缓转动，将锚从泥浆中拉起来。在清晨时分，我们的船缓缓驶过港口，停靠在码头旁。

在岸上欢迎我的是阿伯纳西、白日安医生2（他是从中国逃出来的“难民”）、戴维安夫妇3，以及后来成为我忠心助手的金光勋4，他们挥舞着双手，脸上洋溢着笑容。赞美主！我终于来到了韩国。

我们很快就把吉普车开上岸，但必须要等上三天才能把行李从货舱里拿出来，因为行李上面堆放有一万二千袋美国陆军的圣诞邮件包裹，毕竟那是1951年12月!与海关商谈了几天之后，我的个人物品被免税放行。

上帝再次为我打开了为他作见证的大门。战机在天空中轰鸣，炸弹坠落在北方的战场上。军队、卡车和战争物资正日夜不停地在韩国各处运送。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难民逃离了北方的家园。哦，但愿我能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让更多人认识耶稣。

为了开始这项布道和救济工作，我和光勋把食物和救济衣物装上吉普车和拖车，向北前往大邱。对我来说，在一间挤满人的顶楼房间布道实在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人们穿着长筒袜坐在地板上（按照朝鲜人的习惯，我们都把鞋放在门外）。面对着如此渴慕主耶稣福音的人们，传道人永远也不会感到疲乏！整个韩国都是这样的景象。

我们住过一户人家，那里周六晚上的沐浴令我难以忘怀。房子后面的小棚子里放着一个铁桶，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炉火，外面则是从北极咆哮而来的暴风雪。棚子的北面钉有几块板条，用来减弱刺骨寒风的势力。我不知道主人希望我如何处理那桶滚烫的水，是头先下还是脚先下。但我对这两种方式都不感兴趣，于是请求给我更多的冷水。主人给我加了几桶水，然后让我自己加热或让水结冰。两样我都不想做，于是我舀出一小部分热水，轻轻地倒在桶的北面，希望我这样做的时候，水桶的南面不会结冰！

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一共有150间浸信会教会，其中110间在北方，40间在南方。北方教会的命运如何，只有主知道。我的职责是尽可能多地向韩国的教会布道。

在日本人1945年被赶出朝鲜之前两年，他们听说浸信会信徒正在传讲神的国度，崇拜一位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于是，他们把一些浸信会传道人叫来训话，让他们讲讲这个教义，想知道日本天皇在这个国度中的地位。浸信会传道人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的天皇不认罪悔改，不相信主耶稣，他就不会在这个国度里有份。”结果朝鲜所有的浸信会传道人全都被捕入狱，还有部分执事也无法幸免。直到日本人被赶出朝鲜，他们才得释放，但朝鲜浸信会大会主席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去世了。

我和光勋继续宣教之旅。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一户农家的主人用一捆捆稻草盖在我们的吉普车上，防止车被冻坏。我们所到之处，弟兄们尽其所能地帮助和支持传教工作，还坚持把最好的食物分给我们。能把从美国寄来的御寒衣物送给他们，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情啊。

在韩国西部的康景浸信会5，我们在一座曾经是日本异教的寺庙里布道。李牧师的遗孀、儿子和孙女招待了我们。李牧师那时担任朝鲜浸信会大会主席，他和一位年轻的执事被敌人押去枪决。李牧师对执事说：“你要趁天黑逃跑，或许还有机会活命。我老了，我的工作也快结束了。”尽管敌人朝他开枪，年轻的金执事还是逃了出来。据一本书记载，朝鲜约有四百名传道人被共产党人杀害。

我们往西南方向行驶，途中同车的韩国牧师让我停车，指着田野那边说：“看到那边的村庄了吗？那里有一个浸信会教堂，成员们已经得知你们今天要经过的消息了。”

我们正看着的时候，一群人穿过田野向我们跑来。他们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然后站在冰天雪地的公路旁，认真而耐心地聆听福音信息。向饥渴慕义的心灵见证耶稣是多么令人喜悦啊！

在韩国西南部，一大群人聚集在一座新建的浸信会教堂里，席地而坐。当晚有男女老少四十人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我们马不停蹄地在韩国奔走，所到之处都有人接受基督。远在山区的一个乡村教堂里，虽然积雪越来越深，但整整三个晚上，人们走出自己的小茅屋，来听我们传讲更多关于耶稣的故事。在那里有九十人接受耶稣为救主和他们的生命之主。

在西海岸的群山市，我向八百名囚犯布道，约有五百人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基督。有两名囚犯获得了李承晚总统的赦免，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但对那些接受耶稣并获得永恒赦免的人来说，这是更加伟大的时刻。在群山，我还去美国空军基地讲道一周。和韩国人一样，美国士兵也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主耶稣。

我看到了大兵们心中的伤痛。地面部队的小伙子们为飞往三八线战场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做准备。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满载着炸弹和毁灭飞向北方。当返航的时刻到了，却不见飞机的踪影，这些小伙子们知道他们的战友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回到营房，面对空荡荡的床铺和空着的座位，因悲愤而牙关紧咬，不知道第二天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

随军牧师会把失踪飞行员为数不多的物品收拾好，邮寄到他们的家里，并写信告诉他们的亲人说，他们的儿子、丈夫或者兄弟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在韩国所到之处，得到了美国士兵的热心帮助。他们将我的吉普车保养得很好，还给车配备了新轮胎。

随着朝鲜战争的不断推进，我们的布道和救济事工也在不断开展。1953年3月，我们向韩国的难民分发了20吨衣物和14吨大米。每到一处，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教会的信徒都恳求我留下来。他们认为传福音比分发救济品更重要。他们的看法有道理，但我觉得两件事都应该继续做。在韩国的头十八个月里，我只休息过一天——那还是因为流感，白日安医生强行让我卧床休息。

白日安医生在釜山第一浸信会教堂前院的一个小军用帐篷里开始了浸信会的医疗工作。1951年12月开业当天，他接诊了6名病人。病人数量与日俱增，最多的一天达到700人。从1953年1月到4月25日，白日安医生和护士——麦小姐6、布拉纳姆小姐7、赖特小姐8——以及他们的韩国助手，在两个10英尺长、12英尺宽的房间里为9,260名病人提供了30,269次治疗。这项医疗服务依靠美南浸信会为朝鲜的奉献，免费提供给需要的人。难民们“不用花钱”就可以白白地得到治疗。在基督徒们运送来的维生素片和奶粉的帮助下，饥饿患病的儿童变成了健康的小孩。

在这些年里，约翰·阿伯纳西医生“像耶户一样快马加鞭”9，四处奔波服侍。他向战俘布道、给人施洗、为韩国教会领袖提供咨询、修建教堂、担任传道会财务主管、为美国士兵们举行崇拜聚会，并在浸信会总部担任总信息发布员。只要美军允许，阿伯纳西夫人就会立即赶到他丈夫身边，照顾他的身体健康，在精神上安慰鼓励他。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从北方吹来的刺骨寒风卷起尘土，在釜山的大街小巷疯狂肆虐。暴风雪越来越猛烈，电也断了，整个城市一片漆黑。有五千人在黑暗中，坐在地上的草垫上，认真地聆听布道家葛培理10讲述那个想要永生、却不愿付出代价的青年财主的信息。当大喇叭停止播放后，在寒星冷月之下，葛培理的声音依然在回响。六百多人响应呼召，接受基督为救主，其中有一些是美国士兵。在韩国，为永恒而展开的激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金光勋回应了上帝对他的呼召，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了。我找了新的助手赵迈克，同他一起服事了三个月，开始运送分发15吨的衣物。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小客栈住宿。客栈里有个小女孩在干活，她把我们小房间的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好让我们可以铺上睡袋过夜。她告诉我们，战争摧毁了她的家园，夺走了她的父母，让她和弟弟无家可归。听她说完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我决定动用一些美南浸信会的救济金。她瘦削的小脸上露出了笑容，说：“现在我有足够的钱给弟弟买衣服了。”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小弟弟只穿了一个面粉袋。第二天一大早，迈克和我拉开大卡车的篷布，在一箱箱衣服里寻找。没过多久，那个瑟瑟发抖的小女孩和弟弟就都穿上了温暖的衣服和鞋子，戴上了兜帽——这些衣物也曾经给美国孩子带去温暖。在两个孤儿快乐的脸庞上，我们看到了金银买不到的笑容。我想耶稣看在眼里，也会喜在心头吧。我几乎能听到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11 难怪这个孤单可怜的小女孩希望我们把他们带走。对于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他们来说，周围的暴风雪是多么令人胆战心惊啊！

分发救济衣物也有助于为福音的传播铺平道路。当人们看到我们把美国的衣服分发给受冻和贫困的人时，无论老幼都意识到，耶稣基督的信息是有实际意义的，并不是空洞的言辞。

韩国的新信徒认为，他们得救是为了服事神，而且他们很心甘乐意地参加教会服事。在许多没有固定传道人的教会里，执事们开始讲道并带领教会的工作。

弗雷德和汤姆是两名美国大兵，他们既为山姆大叔（美国）当兵，也为主当兵。他们在釜山第一浸信会教堂召集了10名小伙子，成立了韩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天国大使12分会。没过多久，成员就从10人增加到了125人。其中有姓李的亲王，如果不是因为改朝换代，他本可以成为韩国的国王。天国大使手册被译成韩语，随着浸信会的小伙子们带着圣经和手册去到韩国的其它地方。新的天国大使分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我和太太于1956年离开韩国前不久，汉城的天国大使成立了一个浸信会弟兄会）。

当姑娘们看到小伙子们所做的事情时，她们问：“难道没有适合女孩们的事情可做吗？”很快地，一个女子辅助队13就成立了，成员们都热情地为耶稣工作。

一天晚上，两名辅助队成员把一个五岁的女孩带到我在凡一洞浸信会14的住处。她们在釜山的水沟里发现了她，一开始以为她已经死了。这个受苦受难的小生命浑身上下都是泥灰和污垢，头发乱蓬蓬的。我拿出干净的衣服、肥皂、毛巾和浴巾，让姑娘们给她洗澡。当她们回来时，这个获救的小家伙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穿上了干净的衣服。但她的脸仍然是肿的，而且饥肠辘辘。我的厨师给这个饥饿的流浪儿准备了一些食物，她很快就吃饱了。厨师和牧师的家人为她铺了一张床——也许这是她一年多来睡的第一张床。第二天一大早，辅助队的姑娘们回来了，她们找到了一家愿意收留她的孤儿院。我们都很高兴，四周洋溢着喜悦的气氛！

韩国的浸信会不断发展壮大。约翰·阿伯纳西医生在1954年的年度报告显示，近两千名蒙神救赎的人跟随基督，接受了洗礼。全国共有四十个妇女宣教协会，两千名成员。天国大使和女子辅助队的年轻人为耶稣做了许多见证。他们渴望进一步拓展宣教事工，于是向美南浸信会紧急邀请，希望差派更多的宣教士。

耶稣鼓励人休息，因为他也独自一人到山上独处寻求安息，使身心重新得力。我已经在韩国的大部分地区传过道，在石子公路和乡间小道上行驶了数千英里，开展了许多救济和布道工作。回国休息似乎是最好的安排，于是我就回到了美国。

1. 约翰．阿伯纳西（John Abernathy）

2. 白日安医生（Dr. N. A. Bryan）

3. 戴维安（David Ahn）

4. 金光勋（Kim Kwong Hoon）

5. 康景浸信会（Kang Kyung Baptist Church

6. 麦小姐（Misses wheat）

7. 布拉纳姆小姐（Branum）

8. 赖特小姐（Wright）

9. 像耶户一样快马加鞭，drove like jehu，这个习语源自王下 9:20，描述了耶户驾车时疯狂、猛烈、不顾一切的样子，体现了他执行使命时的决绝和急切。

10. 葛培理（Billy Graham）

11. 太25：35

12. 天国大使（Royal Ambassador）

13. 女子辅助队（Girl's Auxiliary，简称GA）

14. 凡一洞浸信会（Pum Il Dong Baptist Church）

第十二章 在韩国最后的任期

回到家中，我与童年好友德州沃斯堡的威尔·弗莱明医生1共进晚餐。他问我想带什么东西回韩国。

后来他捐赠了一辆新吉普车和拖卡，车上很快就装满了衣服和其它用品。我再次出发前往韩国，途经德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旧金山，我登上一艘货轮，再次横渡太平洋。

“再见，珍妮特，我亲爱的伴侣。希望很快能在韩国见到你。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为耶稣奔赴宣教禾场了，所以我必须马上赶路，趁着暮年未至，就去完成正等着我去做的工作。”

当货船在釜山码头靠岸时，我受到了多么热烈的欢迎啊。在这群韩国基督徒朋友和宣教士中，还有我身材高大的宣教士儿子但以理以及他笑容满面的妻子弗朗西丝·珍妮。（当我在世上的工作全部完成后，我希望能与一群喜乐的人一道站在生命河的彼岸，迎接但以理和珍妮把他们的小船驶来下锚）。

海关允许威尔·弗莱明捐赠的吉普车上岸，载着我们穿过釜山的街道，前往浸信会宣教会。我们把通过海关检查的救济衣物搬到了浸信会宣教驻地的前院，二十多名辅助队的姑娘们兴高采烈地拆开包裹。这些衣物是由德州的女子辅助队成员打包的。

我的心又开始火热起来，能再次为主奔走在韩国的公路上，我感到无比喜乐。我的新助手朴西拉是一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基督徒已有一年左右。他当时还没有学会开车，所以有一段时间都是我负责开车。

我们一边布道，一边分发救济衣物和食品，还探访了许多乡村教会的朝鲜弟兄。看到我高大的儿子但以理与泰德·道威尔2肩负起建设和管理大田浸信会神学院的责任，我们深受鼓舞。看到阿伯纳西弟兄在汉城协助建造的漂亮石头教堂，我们的心也激动不已。七十五名浸信会随军牧师也为这座教堂的建立助了一臂之力。几个月的时间就这样匆匆而逝。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去日本迎接太太，然后一同乘飞机回韩国。在日本的时候，弗兰克·康奈利医生和夫人3为我们多方操劳。我们的会面虽然短暂，但是非常愉快。但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会是与他今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因为上帝很快就把他列入了前往天国的名单中。

从汉城乘火车前往釜山的途中，我和太太短暂停留，与但以理、珍妮以及我们的第一个孙子马克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这是小马克人生中的第一个圣诞节。

在釜山，我们住在教堂大楼的一角，位于喧闹的主街上。我们要么住在这里，要么住在满是乞丐的人行道旁，没有别的选择。教堂对面就是汽车站，人们为了拉到更多的乘客，就在大巴的车头装上大喇叭，发出更大更响的声音。这些大喇叭正对着教堂，刚好是我们居住的街角。这些噪音从凌晨四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快到午夜。这是我们三十六年宣教生涯中最令人精神崩溃的经历。

在处理救济衣物方面，太太是我的好帮手，她还为韩国的母亲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她坚定的信心，也鼓励我在将要接手的最艰巨任务中坚持不懈。上次离开德州时，我曾希望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韩国的宣教布道事工中。那时我对神要给我的计划和安排还一无所知。

我们的宣教差会正在筹建釜山浸信会医院。海沃德医生4在返回美国之前，已经开始修建侧楼的地下室了。于是，宣教差会执行委员会和海外宣教董事会请我负责继续完成这个项目。

在饱经战火的韩国，为了用石头、钢筋和混凝土建造一座浸信会医院，我们需要长时间的计算、规划、寻找材料，与进口海关官员周旋，对工人表现出超强的耐心，并且用流泪的祷告来托起这一切。可是一旦我们立定心志，开始筹划和动手去做的时候，除了把项目完成，就没有其它的退路了。

胸怀宽广的美国士兵和水手们在我们经济上亟需的地方倾囊相助，一共捐献了两万五千美元。此外，我们还从军队官兵那里得到了其它大量的帮助和技术建议。这座三层楼的医院是釜山市最坚固的建筑之一。恐怕只有魔鬼和俄国人才能把它摧毁了——即便如此，他们也要得到我们上帝的允许才行。医院不仅建有治疗和护理病人的房间和场所，还有一个漂亮的小教堂。

似乎只有一个名字适合这座救死扶伤的华美建筑——华理士浸信会纪念医院5。上帝允许我与这位伟大的十架战士——来自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6的华理士医生——一起在中国服侍了十四年，对此我深感荣幸。在日军封锁中国期间，华理士医生一直在梧州思达公医院主持工作。作为一名伟大的外科医生、全科医生和教会执事，他热爱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也爱他到底。由于遭受猛烈撞击，华理士医生温柔的灵魂回天家与主同在。

我和太太怀着喜悦的心情，把新医院的钥匙交给了白日安医生以及护士露西·赖特、露比·惠特和艾琳·布拉纳姆。这是美南浸信会在韩国唯一的医院。

我灵魂深处炽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朴山姆，一名为主歌唱的见证人，加入了我在韩国的最后一项事工——去乡村教会巡回布道。我们开着吉普车，在这片有极大需要的土地上巡回布道，从南部的釜山直到北边的汉城，又从西海岸的群山到了东海岸的浦项。

在釜山的一天晚上，有人敲我们家的门。一名年轻的浸信会传道人带着一位23岁左右的年轻朝鲜女子走进了我们既是餐厅又做接待室的小客厅。她的头发凌乱不堪，衣服又破又脏。她的脸上和手上都有凝固的血痕，这表明她曾经历过某种搏斗。年轻的传道人向我们讲述了她的悲惨遭遇。

当大量的民众从汉城出发逃往南方，躲避追赶而来的共产党人时，这位年轻女子与家人走散了。她和其她女孩一起加入了韩国军队，帮助国家与红色分子作战。然而韩国士兵却贪图她的美貌，想对她图谋不轨。她逃到警察那里寻求保护，但警察也好不到哪里去，把她关进了一家旅馆。但她拼尽全力与他们搏斗，因为她是一名基督徒。当年轻的传道人发现她时，她境况凄凉，无家可归，于是就把她带到了我们这里。我太太给她找了几件御寒的衣服，然后把她安置在附近一家不错的旅馆过夜。第二天，我们把她带到我们一直在资助的孤儿院。他们很友好，同意收留她，直到我们为她找到住处为止。

我的助手为韩国士兵和警察的可耻行为深感震撼。他打电话给新闻记者，向他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报纸发表后，我们家的门又被敲响了。一位衣着光鲜的年轻女士走进来，还背着一个照顾得很好的婴儿。她说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不幸女人的可怕经历，她相信这个年轻女子就是她的妹妹。我们把她带到了孤儿院，让她先藏起来，暗暗地观察那位女孩。

当她看到真是自己的妹妹时，便跳下吉普车，姐妹俩在其她妇女和孤儿的面前相互拥抱，喜极而泣。获救的妹妹还听到了更多的好消息：“我们的母亲还活着，就住在附近！”耶稣以一个受苦受难、无依无靠的女孩形象敲开了我们的家门。我们很高兴他能说：“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7

当我和山姆弟兄一路探访城市、公路沿线、甚至山里的浸信会教堂时，为了这些上帝的忠实儿女们，我的心依依不舍。我尤其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感到忧伤，因为知道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每到一处，我们都对基督徒说：“愿我们的主丰丰富富地赐福给你们，保守你们平安。我们会在天父的家中再见面的。再见了，弟兄姐妹们，天堂见。”

许多年过去了，许多路跑尽了，我也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风雨。这时海外宣教差会秘书高赐恩医生发来信息说：“理弟兄，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我希望你能把这当作主对你的呼召，用余下的岁月去演讲，激动我们美国人的心，让更多的人支持海外宣教和救济，并且招募年轻人成为未来的宣教士。”

当主第一次呼召我时，我就想这么做，但是主说：“出去吧。”四十八年后，我自己的心愿是留在韩国，直到生命旅程的终点，但主的命令却是：“回家吧。”我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其他宣教士——牧师、教师、医生和护士——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我是唯一全职投入全国福音布道事工的人。我是否应该收起我的小帐篷，默默地离去？难道没有人接手这一紧迫任务，把福音传到南朝鲜的各条公路和小路上吗？

我们觉得在接替的人到来之前，我们不能离开。最后我们迎来了喜乐的时刻。一月的一个早晨，天寒地冻。一艘大货轮悄无声息地停靠在釜山码头，带来了上帝对我们祷告的回应——帕克斯·马勒夫妇8 带着小女儿抵达韩国。我们和韩国朋友们一起对他们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我们如释重负，准备收拾行李，飞向远方。

1. 威尔·弗莱明医生（Dr. Will Fleming）

2. 泰德·道威尔（Ted Dowell）

3. 弗兰克·康奈利医生和夫人（Dr. and Mrs. Frank Connely）

4. 海沃德医生（Dr. Hayward）

5. 华理士浸信会纪念医院（Wallace Memorial Baptist Hospital）

6. Knoxville, Tennessee

7. 太25:44

8. 帕克斯·马勒夫妇（Parkes Marler）

第十三章 使孤儿有家

当我们的目光和思绪投向遥远的德州时，上帝把一个红头发的小孤儿约翰尼交到了我们的手中。把他留在韩国？不，我们不能这么做。一天早上，一个朝鲜男人把三岁大、棕色眼睛的小朱尼带来了，放在我太太的腿上。把她也留在韩国？不行，绝对不行！还有小棉帽提摩太，他在孤儿院里快饿死了，我们一定要收留他。

随后几位单亲妈妈也过来了，她们的孩子是杰基、小酒窝珍妮、胖乎乎的小阿尔塔-琳恩、微笑中藏着忧伤的乔伊安、圆眼睛吉米、满怀盼望、笑意盈盈的桑德拉和婴儿克里斯蒂娜。这些单亲妈妈们恳求我们把美国大兵留下的孩子带走，在美国为他们找到家。是的，我们会把他们都带回国。我们还找到了其他美国士兵留下的孤儿，其中有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后来成了加州罗伊和戴尔·罗杰斯的养女。

我一定要说说金玛丽的故事。她七岁，住在群山罗小姐的孤儿院。在我们离开釜山的六个月前，她来和我们同住。她非常聪明，在我太太的指导下很快就学会了说英语。她也很想在美国找到一个家，找到一个可以叫“妈妈”的人。最后她在德州帕里斯市的鲁斯比夫妇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家。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在填写提交给美国和韩国政府的各种文件，而且文件接连不断。除了调查问卷和领养文书之外，还要满足医院的各种要求。他们在我们和孩子们身上使用各种针头。有的针头打进去的是药水，有的针头抽出来的是血，以便进行各种检查。在我们通过体检之前，一些小宝宝因为各种痛苦的经历，对针头、护士和医生产生了恐惧。经过几个星期的折腾，我们终于从最后一个医生办公室走出来，门外正是阳光灿烂。我怀里抱着小红帽约翰尼，他笑着擦去眼泪，奶声奶气地哼起了儿歌。

然而，在我们离开韩国之前，小酒窝阿尔塔·琳恩的亲生母亲竟然把她偷走，卖给了另一个朝鲜女人。这位母亲原本已经签署了放弃抚养权的文件，并同意孩子在美国被收养。我和山姆疯狂地四处寻找孩子，最后我只好求助于美国陆军刑事调查局（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正准备去釜山第一浸信会教堂讲道，刑侦处的大兵开着吉普车来到教堂大院，让我快点跟他过去。他在几英里外找到了阿尔塔·琳恩被藏匿的地点。他留了人在那里守着，以防孩子被转移。金汉熙小姐（她后来去了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浸信会妇女宣教联合会培训学校学习）跳上了我的吉普车，我们跟着大兵和他的助手出发了。当我们到达藏匿婴儿的房子时，大兵说他只能帮忙到这个地步，接下来就要靠我自己了。

买孩子的女人站在门廊前，摆出一副不好惹的蛮横姿态。金小姐勇敢而坚定地告诉她，我们是来要孩子的，而且必须要把她带走。我告诉那位妇女，她可以做出选择——要么把孩子交给我们，要么立即进监狱，因为这孩子已经不是朝鲜人，而是美国人，她已经被我们合法收养了。最后，站在一旁的邻居告诉那妇女说，你最好让理牧师把孩子带走吧。她的态度缓和了，就把孩子抱了出来。我不知道他们把孩子关在里屋的什么地方，当我们看到小家伙时，她满脸泪水，胳膊和脸上到处都是臭虫或蚊子叮咬的痕迹。

我们的担忧并没有结束。在我们从汉城乘飞机出发的前两天，瑾安的妈妈将她偷走并藏了起来。我们推迟了航班日期，并让汉城和釜山的警察帮忙在两个城市寻找被偷的女孩。我赶回了釜山，和山姆一起加入了疯狂的搜寻行列。瑾安也已经在美国被合法收养，她的护照已经签发，机票也买好了，就连她的旅行服也准备好了。但这一次，我不得不放弃了。怀着悲伤的心情，我们准备起飞。但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并没有动摇，我们祈祷上帝能打动那位妈妈的心，把小瑾安还回来。后来上帝应允了我们的祷告，那位妈妈真的把瑾安交给了我们在釜山的朋友山姆和他母亲。山姆把她带回汉城，交给雷茨夫妇照顾，他们同时还照顾着其他在等待文件最后审批的孩子。后来小瑾安和其他孩子一起乘飞机也来到了美国。

当最新的航班起飞日期到来时，马勒弟兄带着我和太太去到儿童之家。我们的六个小同伴匆匆忙忙地穿上了他们最漂亮的“救济”服，准备飞往大洋彼岸的新家，与那里翘首以盼的新家人见面。

我们抱着约翰尼和阿尔塔·琳恩，拖着杰基、提米、“小瘦子”和黑人小女孩，在飞机上找到座位。沉重的安全带把我们牢牢地绑在座位上，很快地我们就要起飞了。杰基和提米不喜欢这样的束缚，但他们的抗议声很快就被马达的轰鸣声淹没了。

西北航空的四引擎大型远东客机轰鸣着飞越汉城，朝鲜的山峰渐渐消失在远方，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日本海从我们脚下滑过，然后是日本的群山和稻田，以及东京的一个大型机场。在那里，经过几个小时的检查和等待，我们再次登上飞机，翱翔在群山和大海之上，向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飞去。

日出后大约两小时，当我们以350英里的时速飞行在4英里高的云海之上时，飞行员宣布，“我们要降落了。”然后飞机机头朝下，扎进了乌云之中。随着我们不断下降，乌云变得越来越黑。我们的安全带系得紧紧的，飞机轰鸣着在冰天雪地的雾霭中着陆。加满油后，我们再次飞上蓝天。整个白天和部分夜晚，我们的耳畔都回响着四台大引擎的轰鸣声。听到四台引擎的轰鸣声总比只听到三台要让人安心多了，我从前飞越太平洋时曾亲身经历过那种情况。

天黑后，成千上万闪烁的蓝色、红色和其它亮光出现在我们脚下。这是美国！西雅图到了！飞机落地后，我们带着六个小跟班，连拖带拽地穿过滑道和走廊。不同身材、性情各异的海关人员都瞪大眼睛履行着职责，仔细检查孩子们的行李、护照和各样证件。我们还接受了官员们好几个小时的盘问，这非常考验我们的耐心。同时，我们还几次去寻找杰基，把他从“私自脱队、想率先游览美国”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最后，我们被匆忙送上了一架很拥挤狭小的飞机，飞往洛杉矶。

我蜷坐在椅子上，提米坐在我的大腿上，头枕着我的左臂。另一个小家伙横躺在提米身上，头勾着我的右臂。我太太也抱着两个孩子，坐在另一座位上。就这样，我们汗流浃背地飞到了旧金山。当飞机安全停稳后，一位身材臃肿的妇女带着三个胖乎乎的孩子下了飞机。我和太太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被两个既沉重又疲惫的小家伙压在身上好几个小时，你不可能觉得飞行是什么愉快的体验！

当我们降落在洛杉矶时，几个来自德州沃斯堡市、衣着考究的黑人冲了过来，接走了我们漂亮的黑人小女孩。一对洛杉矶夫妇带走了我们骨瘦如柴的小姑娘。从韩国到美国的一路上，她似乎日夜都处于饥饿状态。

前中国宣教士山德士医生夫妇把我们接到他们在洛杉矶的家中，并为我们摆上了丰盛的食物。没有了飞机引擎的突突声和轰鸣声，我们呼吸到了美国自由的空气。在去山德士家的路上，我们看到数百辆汽车高速行驶，在红灯前突然停下，随后就是其它方向的车流朝着绿灯疾驰而过，这让我觉得美国真是太疯狂了。

我们享用了美味佳肴，坐在舒服的椅子上休息——这可不是数英里高空之中急速飞行的座椅。几个小时后我们重返机场，再次系好安全带。这一次，我们的目的地是德州！

速度并不影响我的心情，因为我们翱翔在群山和雪白的云层之上。加州南部灰蓝朦胧的群山、亚利桑那州炎热的沙漠、新墨西哥州和德州西部空旷孤寂的大草原，使我们激动的心绪渐渐平静安稳下来。脚下的田野、栅栏和房屋映入眼帘，一种欣慰的感觉涌上心头：不久之后，我们环绕半个地球的旅程就要结束了。是的，我们正在朝着德州的家“挥”（飞）去。

烟雾弥漫的达拉斯跃入眼帘，我们的飞机停稳在登机口，机头就好像是探进了自家牧场的饲料槽一般。我抱着约翰尼和杰基，摇摇晃晃地走下舷梯，我太太紧随其后，用中式背带背着阿尔塔·琳恩，一手还牵着提米。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照相机对着我们咔嚓作响，闪光灯照得我们眼花缭乱。我们迎着人群径直走去，微笑、握手、问候。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从战火纷飞的朝鲜到美国，几乎昼夜不眠的旅程终于结束了！“爸爸妈妈们，这就是你们的新家庭成员，”我们说，“来吧，去拥抱他们，爱他们，就像我们爱他们一样。”

我们的儿女们，还有那些刚收养了孩子的爸爸妈妈们，很快就把我们从新闻记者、摄像师和好奇的朋友们中解救出来。他们迅速把我们送上了正在等候的汽车。在理查德森市的里德家里，丰盛的宴席在天鹅绒般的草坪上等着我们。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我开始向女儿玛丽迪和外甥克劳德·希克斯讲述我的旅程，但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有几次我醒来，看到他们在笑我一边说话一边睡觉！

感谢赞美我的领航员上帝，自从1919年9月我与海外宣教差会签订终身协议以来，他带领我安全地走过了许多曲折的道路。一切荣耀和赞美永远归于耶稣基督。他在1905年拯救了我，在1908年呼召我成为一名宣教士，并在1956年让我从韩国的宣教事工中卸任。我希望遵行他的旨意，直到漫漫人生路的尽头。

1957年9月2日，我在华盛顿州西雅图东部山区，高耸的冷杉和云杉树丛中，碧波荡漾的清凉湖畔，完成了以上文稿。

后记

（以下内容由理力善的女儿露易丝·麦肯齐夫人1撰写。这段文字得到了理力善的鼓励和认可，并收录了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一次感动全城的祷告。）

1958年元旦，我们收到一封电报——无疑是儿子从军营发来的问候，因为昨天是他的生日。

电报上写着：“我深感遗憾地通知您…”不可能！现在可是和平年代！如今士兵不会在战场上牺牲，一定是搞错了！“死于车祸。”

但是，主啊，这怎么可能呢？短短的几周前，他在火车上向我们挥手告别时，还是那么朝气蓬勃，那么意气风发。但死亡就是死亡，不管是在野蛮的战斗中，还是在节日狂欢的交通混乱中。然而，赞美主，死亡并非最终的结局。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服事主的五十年中，我曾多次宣讲这一信息。主啊，求你帮助我现在完全领悟它的全部意义。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天父，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的长子还年轻。他参加过两次战争，服役了九年，后来又重新入伍，终于得到培训的机会，要去做他一直想从事的工作。主啊，为什么会是现在发生？在人看来，这真的不是他该去世的年龄。但是你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死的时候，不也是风华正茂，正值生命的黄金时期吗。主啊，请帮助我们理解和接受这个事实。请帮助我们超越人间悲剧的眼泪，看到“死被得胜吞灭”2。

基督徒的同情和怜悯是多么情真意切，温暖人心！友好的探访和电话、美丽的鲜花、安慰的信件和卡片不断涌来——我们的感激之情几乎将我们淹没。我们对儿子的朋友之多感到惊讶不已，也为人们的体贴和周到而大得安慰，有些人我们甚至都不认识。然而，我们的心依旧在隐隐作痛，脑海里依然萦绕着许多的“为什么”。

三天之后，通过几次长途电话的沟通，又一个黄色信封送到了家门口：“您儿子，已故一等兵理大卫的遗体，由政府出资运送，并由一等兵唐纳德·埃尔文护送回家。”葬礼安排顺利而有序，一等兵埃尔文执行任务庄重而得体。

主啊，埋葬自己的长子真的太艰难了。我们曾对他的未来满怀希望，但是，主你自己也曾经历过这种心痛。请赐予我们承受痛苦的恩典，赐予我们洞察的眼光，好明白你在其中的美意。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走过这“死荫的幽谷”，用我们的悲伤来荣耀你。

但是，主啊，你现在要我做什么呢？我感受到了圣灵的带领，但是…要在这个悲痛欲绝的时刻，在我亲生儿子的葬礼上做祷告——主啊，这似乎非同寻常。但你经常要求我做不寻常的事。请赐予我力量，让我再次见证你的爱。

在殡仪馆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满怀同情和哀痛的亲朋好友们与我们一起站在儿子安详的遗体前。他安静地躺在那里如同睡着一般，军装上挂满了战斗缎带和勋章，身上披着国旗。舒缓的音乐响起，他所挚爱的胜利赞歌抚慰着我们哀伤的心灵。仪式在平静庄严中进行。

你在圣经中应许保证，我们的大卫已经去你那里，与你同在了。“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3。现在该我了。

主啊，在我祷告的时候，请帮助我，稳定我的声音和情绪：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在这样的时刻，除了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别无选择。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金银所买不到的珍贵朋友们。今天，我们还记得当年在遥远的中国，大卫只有一岁的时候，他似乎要离我们而去了。我们降服在你面前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随时带走他。你当时留住了他的生命，但我们从未收回我们的意愿，你可以随时把他带走。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记得，他和但以理，一个十岁，另一个八岁，在听了一位中国传道人的布道后，把心交给了基督。感谢你让两个孩子那天在基督里找到了盼望，而且他们一直持守着这个盼望。

我们要再次感谢你在大卫从军的九年中对他的保守——当他的船在海上爆炸时，在他们把伤兵带回美国的多次旅行中，以及他在战火中抬着受伤战友时，你对他的特殊看顾。

主啊，我们还为这位名叫唐·埃尔文的小伙子感谢你，是他把我们的大卫带回了家。主啊，如果他还不是基督徒，求你带领他找到耶稣做他的救主。今天，主啊，我们也要为肇事的年轻司机祷告。如果他不是基督徒，请你用这次经历引导他认识耶稣。我们也为与大卫同时遇难的女伴祷告，求你安慰她所爱之人的心。

主啊，我们为今天在场的、帮助我们的这些年轻传道人感谢你。求你点燃他们心中的火，去传扬福音，直到生命的尽头。

主啊，愿你赐福所有到场的朋友和家庭。愿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光明，直到有一天你说：“可以了，回家吧。”

以上祈求是奉我们救主的名，阿们！”

朋友们饱含着泪水，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谢谢你，天父，为着他们的关怀谢谢你！我们年轻的战士，我们的亲骨肉，是否已经到了看他最后一眼的时刻？我们一起陪伴、一起玩耍、一起祈祷的儿子，这就要告别我们了？我在一战中担任随军牧师的经历浮现在眼前，当我走过他安详的遗体时，我情不自禁地向他敬礼。“再见了，儿子。”他的母亲最后一次温柔地抚摸他——我们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主啊，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在墓地，当覆盖着国旗的灵柩被送往安息之地时，仪仗兵立正肃立，牧师主持最后的仪式：“尘归尘，土归土…”我们悲痛但自豪地接受了折叠好的国旗—这是我们“心怀感激的政府”所馈赠的敬意。三声枪响，安息号的“踏踏”声在凉风中清晰地响起。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养育三十六年的血肉至亲已经入土为安。然而，这是最后的结局吗？

一等兵埃尔文（现在我们叫他“唐”）是儿子的战友，也是最后负责护送的人。我们邀请他当晚住在我们家，他第二天要返回部队。在从墓地回家的路上，我们得知唐的心被葬礼所触动，他开始关心自己灵魂的需要。一位宣教士朋友送给他一本新约圣经。主啊，这真是你的作为。求你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以迎接挑战。

经过一整夜的休息，我们的精神都恢复了。第二天下午，圣灵为我们准备了环境，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开口讨论上帝的救赎恩典，以及降服于他的意义。唐意识到了自己的需要，我们跪在主面前祷告时，我孙子的游戏床很快就变成了胜利的祭坛。不久之后，唐表达了想赢得他父亲失丧灵魂的愿望——这是他重生得救的有力见证。

诚然，在我们眼中看来，主的作为何等奇妙，他的道路我们无法测透！从人生的丧亲之痛中，生发了神圣的胜利，我们与保罗一起高唱：“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4。我们失去了肉身的儿子，却收获了属灵的儿子。谁知道上帝要预备唐做什么大事呢？他有敏捷的思维、动人的嗓音、四射的活力和奔放的热情——只有上帝知道他会怎样去服事。我们会不断地为他祷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5。我们重新理解了这句经文的含义。

1958年1月，这位牛仔参加了最后一次围猎6，宣教勇士去向他灵魂统帅那里报到了。

在大卫葬礼后不到三个星期，理力善自己也进入了天堂的大门——这是他长久以来殷切盼望的地方。他要活跃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家人不得不取消他安排得满满的，为时一个多月的演讲活动，因为他要去天堂做更大的服事了。

在他结束最后的战斗前不久，高赐恩医生去看望了他。他对生平好友，美南浸信会海外宣教差会秘书高赐恩医生说：“这是一场美好的仗。”我想起了另一位宣教勇士的话：“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7。

“一切都结束了，”理力善有一次说道：“永恒和天国已经指日可待。”他完全可以引用罗伯特·勃朗宁8的诗歌《展望》中的话：“我曾经是个战士，所以再打一仗，最后一仗，也是最漂亮的一仗！”

可怕的急性白血病夺走了理力善的生命。他的肉身留在世上，忠心的灵魂已经俯伏在救主脚前了。在他的一生中，他经常身先士卒，率先投入战火纷飞的宣教禾场，为他深爱的妻子铺平跟从的道路。现在他又先走一步，在前面领路，而理太太则用响亮的歌喉唱出了他们得胜信心的祷告——查尔斯·卫斯理9写的那首伟大的赞美诗：

耶稣，我灵魂的爱人，

容我投靠你怀中，

当惊涛骇浪近逼，

当风暴仍然肆虐；

隐藏我，哦，我救主，隐藏，

直到人生的风暴过去；

安然指引我进港；

哦，最终接纳我的灵魂！

1. 露易丝·麦肯齐夫人（Mrs. Lois McKenzie）

2. 林前 15:54

3. 约 10:10

4. 林前 15:55

5. 罗 8:8

6. 最后的围猎：源自西部传说中牛仔临终时幻觉参与天上牛群围猎，暗喻生命终结。

7. 提后 4:7

8. 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 - 1889）他是19世纪英国文坛的巨匠之一，以其戏剧独白诗体的卓越运用而闻名，对现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9. 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他被誉为“最伟大的英文圣诗诗人”，是基督教卫斯理宗（Methodism）的创始人与核心领袖之一，也是著名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的弟弟。

译后记

2018年的一个春日，我在母校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安息，遇到从前的一位同学林先生，交谈甚欢。言语之中，他提到自己写了一本《广西宣教史》，我一时心热，就决定将此书译为中文。后来经过若干波折，得到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总算通过众筹方式将书译好，通过微读书城/橄榄华宣出版。

出版以后，有广西的朋友联系我，觉得深受此书鼓舞。他们立了心志，要翻译更多与广西宣教有关的书籍。大家目前看到的这本回忆录《牛仔宣教士在广西》便是前一本《广西宣教史》所带来的涟漪效果。

《牛仔宣教士》一书是美南浸信会宣教士理力善的回忆录以及一篇讲道稿附录。此书风格简约，语言乐观风趣，30年的宣教岁月在作者笔下倏忽而过，只记录了其中重要的事件，却又不留任何遗憾，读来令人神往。

此书的译者是一位壮族姊妹。她的语言细腻生动，自然流畅，几乎见不到“翻译腔”，实在是极好的翻译。我通读了译稿，做了一点校对编辑的工作，主要是根据黄光域先生所编《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1807—1949》一书核对统一了书中诸多宣教士的中文名字。

近来出版不易，这一类型的书籍的出版发行更是难上加难。但译者乐意将此书免费分享出来，作为一件有价值的翻译事工来做。我责无旁贷，自然也愿意效微薄之力，将其制作成电子书，放在https://kuawentrans.com 上任凭读者下载。若有读者能因读到此书而在信仰上得到一点鼓励，更热心于宣教与福音，当不负译者的一片苦心。

略加记述，以为后人所知。

Rev. Eddy Zhang, PhD

2025年12月3日记于重庆